舆论监督与新闻侵权的防范

2009-04-29 14:29:42阅读:1312次

人会说话。人要说话。说话体现的是人的思想和沟通。现代科技扩大了人说话的影响力和影响面。其直接的工具便是媒体和科技方面的传播工具,如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

我们生活在媒介时代和媒介世界中。媒介已经影响到都市甚至偏僻乡村的人们的思维、言行和生活方式。深深地干预了我们的生活。一家市民快报可以让几十万人拥向西湖,一篇质量报导可以使全国月饼滞销。信息时代一开始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现在已经象潘多拉的盒子释放的东西一样包围了我们身边的所有事物。大到政治、经济、战争、股票;小到出游、家居、绯闻、娱乐。

在这样的背景下,说话也成了要法律来规范的东西了。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原来是父母教诲道德规范的东西,现在却经常闹上法庭。

 

      媒体平民化:新闻官司司空见惯

 

计划经济时代,报刊是党的喉舌,报纸就是文件。因此人们对报纸和广播上的说法,只有拥护和执行。报纸批评了一个人,意味着这个人政治生命甚至人身权利的结束。因此那时的中国没有新闻官司。报纸上没有论战,只有一边倒的大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总体上新闻业是改革步子迈得最小的一个领域,保护新闻权利的《新闻法》迟迟没有出台,但由于信息社会的大环境影响,已经同主流媒体独统天下的局面大不相同。大量的市民生活类晚报早报、影视娱乐类报刊、金融证券等专业类报刊大量出现;电视不断扩频导致节目稿荒,又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大事可以报导;因此娱乐类、谈话类、教育类、广告类的信息大量占有频道和时段,打破了政治信息或者称主流信息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联合国《政治、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加入和WTO的加入,使原来被过滤的信息也开始直接进入大众传媒。换句话说,就是媒体平民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媒体对人们普通生活的广泛干预、媒体从官方化到平民化、加上近年中国法制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严密,出现了一个综合效应,就是新闻官司的大量增多。告报社、告电视台、告记者、名人官司、名誉权官司、肖像权官司、隐私权官司正在日益增多。同时,又是通过媒体的传播,迅速在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司法正在窒息有价值的舆论批评

 

      经过反复实践公认的新闻理论认为,“对于记者来说,通过调查报告来告知公众,揭露腐败和纠正错误,这是不言而喻的职责。”  但由于我国还没有《新闻法》,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这一职责权利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在当今中国,记者当被告特别容易,因为所有被批评者,不论是法人(包括机关、事业、企业、团体法人),还是自然人,都是受《民法通则》的名誉权保护的。被批评者有法律保护,批评者反而是没有法律保护。这种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形成了中国新闻监督的独特现状:一方面,有的批评是无人敢非议的,这就是官方意见,批评者不是依仗法律的保护,而是依仗权力的保护;另一方面,所有的批评又都是可能被告上法庭的,而批评人并没有有力的法律可以依据。只有政策和号召,以及新闻理论中的“应有权利”。

      这种立法上的不平等,体现在司法中,便是新闻监督的衰竭和批评舆论的被窒息。我从事律师业以来,代理过许多新闻侵权案件。有代表媒体的,有代表被侵害人的,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严格依法判,媒体基本上都会输官司。不是因为其无理,而是因为其无法。除了依仗权力和影响力,没有法律保护媒体的采访权和新闻来源的保密权。我代理的一家省电视台的报导侵权案,原告只有一张录下节目的光盘,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法院就立案了。按此推论,所有批评报导,甚至表扬报导(过谀)都可以当被告。这不是法院不注意,而是法律规定了公民的诉权。而我国没有缓冲程序,直接就上法庭。另有一个电视台,批评第三者插足,本妻捉奸,情妇告本妻侵犯住宅权隐私权和侮辱罪,法院判决侮辱罪成立。电视台抱不平。用客观语言披露了这一事件。情妇告电视台侵犯名誉权。法院以电视节目中判决书出现了原告名字为由,判决侵权成立,电视台输了官司。向情妇道歉赔钱。另有一报社为了整顿办事处刊登某人已解聘的广告,某人以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告了报社,报社化了一年多对付一审二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每一个侵权判决出来,对全体媒体和媒体从业者都是一个警告。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只是机械执行法律,他不是新闻人员,不会去考虑总体社会价值。因此,长久生存在这个环境下的中国记者和媒体的实际生存方式便是:随大流,发太平稿;搞歌功颂德,少挑剌;只拍苍蝇,不打老鼠;多发明星绯闻,运离社会热点;多发广告赚钱,少碰社会敏感问题。新闻警视社会监察社会的功能被淡化了。

 

               兰州封杀记者采访事件和公众知情权

 

     今年8月,兰州市公安局恼火于有的记者曝光了过多的公安队伍和执法中的问题,正式发文列出“拒访名单”,明确要求下属公安局对十多位各媒体记者不得接受采访。事件引起了新闻界的强烈反响。

    记者的采访权利,在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之前,是基于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派生而来的。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对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这一点上说,是基本一致的。只有封建意识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国理论和愚民政策,才要封锁舆论,麻痹社会,包污藏垢,以隐其奸。对待丑闻,历来有两种态度:有民本思想的人,欢迎批评,借以警醒,象朱容基总理处理南丹矿难和对待“焦点访谈”的态度,是真心欢迎,说:如果没有几个有良心的记者,这些死难矿工恐怕要永远冤沉水底了;一心谋官但求自保的人,对歌德记者,他会用民脂宠你民膏肥你,把你看作亲爹娘还亲;对挑刺记者,封杀围堵还算轻的,殴打禁闭雇黑社会谋杀也有所闻。尤其是中央开始加强了引咎辞职和行政首长追究制以来,新闻批评的对立是越来越厉害了。因为记者的一篇报导,有可能毁掉某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仕途前程。对记者下手怎么会不狠?对于这样严重的对立,用“知情权”、“报导权”来对抗,已经是十分苍白无力的,就象用鸡手掸子同大砍刀在搏杀。没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和法治环境,没有《新闻法》的保障,这样的封杀以后还会不断产生,聪明的地方隐晦一点含蓄一点,无所顾忌的地方就公开一点直截了当一点。

 

                 政绩保护动因下的新闻封锁

 

     南丹矿工被矿水淹在地下,这么多人生死不明,从矿长到乡县两级政府,第一反应和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封锁消息。月余后才被非主流媒体的记者捅破真相。山西繁峙金矿爆炸,也是同样的问题,省委书记田成平说,感谢新闻监督,如果没有舆论披露,至今大家都蒙在鼓里。记者都能弄清的情况,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弄不清,甚至视而不见?其实这不是弄不清查不明,而是太清楚其后果了。这是已经披露的情况。据南方网报导,今年到8月份,中国矿山事故2014起,死亡3392人。有多少是及时报导的?公众知情权,不是一个小问题,就象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如果神经瘫痪,全身没有痛觉了,这个人就会反应迟钝,无法及时保护自己,还会丧失整体观念。整个社会就相当于一个人。如核泄漏、疫病、战争、重大政策,国情民情真相,如果不能让每一个社会细胞自觉地活动和监控,有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灾难。正如一个实验,冷水煮蛙蛙必死,沸水汤蛙蛙则逃而生还。但我们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把知情权当作一种特权,什么东西只能登内参,内参只限什么级别的人才能看,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传达到哪一层,都形成了“信息资源特权”。早知道消息的人沾沾自喜有一种优越感。如果是国家秘密,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但一般的社会动态,对于生存其中的公众,是有切身影响的,本无所谓保密。一概封锁起来是没有必要的。应该尽量让其在第一时间知悉。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等重大问题,中央媒体马上向全国直播,大家在第一时间都了解了。这是信息共享的一个重大进展。

 

            采访报导权利和隐私权、信息控制权的冲突

 

新闻报导权和公民隐私权和部门的信息控制权,会经常发生冲突。这里的界限确实比较难以界定。一般的原则是:第一,报导要出于正当的目的;第二,公民的隐私和部门的信息只有属于合法的范围,才受保护;第三,在两者界限模糊时,公益优先。对于公民的隐私权,最高法院已经有解释,这里不论。对于单位和部门的信息控制权,这里可以作些探讨。对待采访,政府部门都有一个通例,先进报导欢迎,批评报导谢绝,为了防止工作中的失误被暴露,进而连事件报导也禁止。最有效的一招,对内对外都以“保密纪律”这一铁幕封锁。《保密法》被无限制扩大了范围,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也在这一保护伞下被封锁了。如公安、工商、税务、法院的一些应当提供给公众查阅的资料,就是这样被控制起来。尽管有的东西根本不是政务、侦查和审判机密。反正这个解释权在政府部门自己手中,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而重要丑闻的暴光,恰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之一,用以监督社会,警醒世人。追踪丑闻穷追猛打,是记者的天职。而被曝光的人,即便在西方,也是要百般阻挠的。因此冲突在所难免。社会的总体价值,是必须保护新闻报导权利,因为公之于众才有可能获得全体民众的审视和评价。使阴暗角落里的不良现状得以清除。这就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失去这一条,新闻就会成为麻醉人民的表面文章。

 

               长官意志导致的新闻失实

 

     长官意志导致的新闻封锁大家都容易看到,但其导致的新闻失实则好多人尚未意识到。其实这种实例更是大量的。

     在我做律师的实践中,凡是碰到“某案是某领导批示的”,“是某某亲自督办的”,尤其是已经“公开报导”定了性的,那这个案件的复杂程度都会成倍增加,最后的判决的公允程度都会大打折扣。这不是说当政者可以不关心群众疾苦,不用关心具体的案件,不用批示群众来信和内参。而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司法体制下,司法并不是真正独立的。领导的批示,会得到司法权的非一般的尊重。而领导一般都是在看了一方的来信和材料后作出的判断,并没有听过相对方的意见,同法院最后查明的真相往往大相径庭。如税务局的企业偷税报告;海关的某企业走私报告;纪委的某大案的案值报告,几乎百分之百被事后查明是有水分的。因为查获时情况如被证明失实,他们也没有责任。相反报得严重一点,数额大一点,可以显出本部门的重要性和功绩。因此,领导建筑在这些材料基础上的判断和批示,往往是偏听偏信的产物。新闻媒体不加审查和调查,按领导意图办事,人云亦云,则报导就会失实。如果是一个法制完备的系统,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报导是动态的,不可能以一篇报导干预司法,有起诉审查和开庭审查这个程序,可以纠正和澄清一些初始的错误。可以修正领导的偏听偏信。但在一些以长官意志为唯一标准的司法官的手里,这样的结果往往不是修正,而是加剧。而中国这样的司法人员非常多。经常听到一些司法人员说:这个案件这样定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某领导亲自过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除了对案件裁决结果的长官意志,对新闻报导的干预更是常见而影响巨大的。某省一个记者揭露了一起强迫卖淫致少女奋起杀人的黑幕,其中讲到了公安侦查不力、法院出租房屋供卖淫者住宿、社会黄赌毒猖獗、并在报上发表了少女父亲给省里主要领导的公开信。该记者还犯上代写过群众来信指责该主要领导“只图所在,不图所为”。因此,该省报竟发表评论文章,指名道姓诬篾其为“招摇撞骗的假记者”,公安局倒过来侦查他,致其精神失常。告报社的名誉侵权官司打了三年,至今未了。这里的报社侵权,完全是听从了长官意志,对新闻的真实性、正义性的把握完全放弃了。好多案件的报道也是这样,往往在破案时先定下了调子。一直影响到起诉,影响到审判,影响到判决。公开曝光对司法的影响和对公众判断的影响,在现阶段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新闻基本要求是舆论一元化,即“报纸不能自己打架”,一个报导出来了,不能有不同情况的后续报导。即使报导错了,也不会主动修正。更不允许报纸的论战和互动质疑。这样,群众意识中,报导的就是对的。报导等于判决,报纸就是法官的现象在中国就大量出现了。

 

             报导失实的自我防止和自我修正

 

    法律的公平正义有一个重要原则,即权利义务的对等性。记者有报导和批评的权利,同时也有谨慎和审核的义务。批评报导不可能不出现一点失误,记者的观点也不可能同被批评者完全相同。因此我们注重的不是你的报导观点对不对,而是关注你介绍的文字是不是客观全面地再现了真相。即是否属实。事实上,新闻理论要求记者报导事件,不要有明说的观点,而要通过事实体现你的倾向性。对于事实是否属实,第一个的审核环节,恰恰是记者自己。因为有很多的记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事实,受众会自己比较判断。个别的失实会在事后报导中弥补。而我们强调舆论的统一,“新闻不可自己打架”,因此纠错机制迟钝呆板,往往闹上法庭。而象兰州公安作为采访和批评的对象,自己事先认定记者以后的报导肯定不实,并采取封杀的方式不让采访,则很清楚属于一种持权报复。被采访人不能做媒体的法官,如果真有失实,也只能双方诉诸法庭去判断。

     其实,报道时情节严重,判决时大量减轻,是正常的。因为侦查机关在办案时,都是一种打击犯罪的价值取向,从有罪罪重角度看问题,可定可不定的都定上,甚至故意拨高夸大。我当法官时办过的一个案件,派出所为了说明年除夕都在抓罪犯,把主动上门投案的报功为“抓获”。在审判时查明认定了投案自首,罪犯被从轻处刑。到了审查起诉和开庭审判阶段,经过司法审查和律师的辩护,从无罪推定和严格定罪量刑角度办理,原来侦查中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就会被排除。这时,媒体有责任跟踪报导澄清事实真相。而我们所有的报道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发案时详细报公安、检察的长篇通讯,到了判决时只报一个结果,好象当时披露的罪行全是真的。罪犯也有名誉权,我们往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的观点,根本不重视他的权利。我们的原则是哪怕这个人只被判了半年,则当时哪怕九成事实报导错了,也是对的,因为这个人是罪犯,罪犯怎么说他都没有关系。

 

                   媒体特权和媒体自律

 

对于记者和新闻媒体而言,由于我们历来强调“喉舌作用”,导致有的记者官气过重,把自己当作了党委和政府的代言人,当作了可以包打天下论断是非的法官。“某某党委虚心接受本报批评”之类的报导,现在是不大见到了,但有的人的心里还时不时地透出那么些“官气”。媒体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探究和扩张真相的能力。他对社会的力量,是通过影响受众,由受众作出的判断间接地体现出来的。如通过质量批评影响企业,通过民主选举影响政治家。他不可能直接下令企业关门,总统下台。经常有传说由于某歌星对记者不敬,被整体封杀不报导;有的艺人告媒体侵权,其作品就被电视台封杀不播出。殊不知这种做法也是完全违背新闻规律的,新闻已经不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而是一个官员,一个法官。这种心理状态是阴暗不健康的,是官办新闻的劣根性的体现。是一种违背新闻规律的滥用权力行为。新闻要客观、公正、理性,才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公平的捍卫者。

 

      通过新闻立法建章立制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改革,已经使中国新闻业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其新闻标准,也逐步消除了很多意识形态的差异,有了相当多的共同追求目标。如鼓励新闻界的监督作用;鼓励媒介批评而不是窒息它;维护和提倡媒介的批评。由于新闻官司的大量出现,媒体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迫切要求有一个《新闻法》来明确界定媒介的采防报导权利;划分权利范围;明确侵权标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立法迟迟没有正式启动。但随着我国法制的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这个日期不会太遥远。

经过长久的实践,有这样一些原则是我们在新闻立法时应当关注和考虑的。一、公众的知情权和记者的采访权;二、权利范围;三、象德国新闻法规定的,国家和政府的一切从业人员有义务向新闻记者等媒体代表提供有关信息;四、除外规定,即涉及国家机密、影响未完程序的公正操作(如审判前的倾向性报导)、个人隐私的不提供;五、新闻来源的保密权利;六、各媒体平等时间获取官方信息权利;七、任何人对报导失实的公开反驳权利;八、在守法的前提下不受新闻检查的权利等等。同时,为了减轻名誉权司法审查的压力,在民间协商解决和司法审判解决的中间,可以考虑特定机构的新闻听证和仲裁制度,象有的国家由一半媒体人员、一半普通公众组成的新闻委员会来解决一般的新闻侵权纠纷,国家主管部门只管舆论导向和行政性审批和许可审查。防止将一般民事侵权都揽到国家身上进行刚性处理的蔽端。有了《新闻法》,一个规范有序的新闻从业环境就会形成,国家可以进行明确有效的管理,社会的一大传播和监察系统,就可以发挥稳定社会、促进政治、经济发展的更为重大的作用。

        (2005年在浙江日报社给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讲座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