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万人大会今又来

2012-12-23 17:17:11阅读:7952次

湖南彬州公开处理大会   

嫌疑人被游行示众

浙江温州公开处理大会

 

万人大会今又来


    陈有西按:曾经被批评得比较彻底的“运动式司法”,有违国际公约的万人大会司法,现在又方兴未爻。说明中国的普法对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官员。中国的司法官选择方式不改变,任何司法改革都不可能产生长久的效果。毛泽东主席这句话是对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有什么样的头脑就有什么样的施政方式。因为在没有经过正规法学教育、欠缺法治理念的官员头脑中,他们总会怀念和忆起这种“有效”的吓阻方式的治安,反对者反而会被他们视为书生之见,不符合中国国情。09、4、28

贺卫方原按:看到刚刚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文件。心中不免感叹:有多少“改革”可以重来?想起七年前曾经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过的这篇小文,想把它置顶一下,间接地表达我的评价。但是仔细查找,博唠阁里却难觅踪迹。于是把原文翻检出来,贴到这里,以为交流。贺卫方 200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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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峡对岸的法学家苏永钦教授的一本书名的启发,我取了这样一个标题。苏教授是政治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按照王泽鉴先生评价,他“是一位具有宏观洞见、思维精致的法学者,多年来致力于阐释司法改革的理念,探讨基本问题,提出许多异于传统、深具开创性的见解。”在这本名为《司法改革的再改革》(月旦出版社1998)的著作中,作者也提到1970年代德国著名法官本德(Rolf Bender)于司法改革风起云涌之际的作为,与一批年轻法官以及各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一起,组成“改革司法改革”(Reform der Justizreform)小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并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出司法改革的新方案。苏教授认为,台湾的司法改革因为长期以来局限在法律人狭小的圈子内,因而相关方案既与民众的实际感受与期望相脱节,又全然没有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指引,不可避免地进入内部虽热热闹闹,社会终冷漠疏离的窘迫境地。

 

反观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也面临着某种类似的窘境呢?这些年来,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各种改革中最活跃一个领域。由于社会转型期中人们对司法权威的需求,加上各种传媒的大规模营造气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不消说,这种关注也构成了对司法界的巨大压力,因而各种改革措施不断地推出。诸如庭审方式引进“抗辩制”,法院管理体制上的“非行政化”,审判长选任制度,错案追究制度,通过法官法引进的法官等级制度,法官服饰由制服变法袍,司法决策过程的更加透明和开放,一直到“一教育三整顿”和“地方与专门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可谓新招迭出,异彩纷呈。除了法院检察院推出的改革外,人大更以强化对司法机关监督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个案监督制度”等改革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所因应的压力来自不同的方面,使得不同的措施产生指向上的矛盾。大致上说,法律界内部多从法律职业化和司法独立的角度考虑,因而希望通过独立而达到公正;法律界之外的人们则更多地寄希望于监督,认为司法不公正的基本原因是法官权力的不受控制,因而改革的目标就是强化对法院以及法官的控制。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基本上可以归于这两大类。可是,仔细分析,两类改革之间在深层次上具有内在的对立和紧张。改革措施之间的冲突常常让司法界本身无所措手足,不同指向的改革相互抵消,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司法的不满以及控制与“监督”的强化。控制的强化不仅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司法独立,更使得司法界自身的改革步调和方寸趋于更大的混乱。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正是这样恶性循环。

 

也许,我们不应该把改革视为具有天然正当性的东西。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改革本身需要有自身的体系,我们要对总体目标有清楚的把握,要让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与这个总目标相一致,要让具体的改革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改革的决策者对司法权的性质、现行制度弊病何在以及社会需求与改革措施之间关系的合理认识。每一项措施在出台之前,决策者们是否进行过深思熟虑的论证,论证时是否注意到对不同意见的吸收,是否考虑过与其他改革措施的契合或矛盾?由于自己没有参与具体决策,对相关情况很少了解。但是,观察和分析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这方面的情况看来并不乐观。

 

所以,现在该是改革司法改革的时候了。尽管跟德国甚至台湾等地方比起来,我们的司法改革所处的阶段以及所针对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时时地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和检讨却一样是必要的。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做的还很多。另一方面,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之中,吸收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其他领域——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的方法与知识,对司法改革所涉及到的各个制度环节进行更具深度分析和论证,从而突破就法律论法律的狭隘视野,使相关改革措施能够很好地回应社会需求,无疑是需要我们特别注重的一个大问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司法改革也需要源头活水,那就是将司法放在专业视野中也放在社会视野中加以观察所获得的知识和领悟。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

原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

 

温州将65名疑犯广场示众引万人围观


核心提示:近日,浙江省温州市在瓯江帆影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公开逮捕6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32名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公开宣判处理大会现场,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

公开宣判处理大会现场,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蒋文广摄


法制日报4月27日报道 一场并不新鲜的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在浙江省温州市引起了广泛争议。被示众的65名犯罪嫌疑人中,22周岁以下的有44人。支持者说,这样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说,这种做法严重违法。

视点调查

虽然已过去3天,但回忆起那天公开宣判处理大会的情景,犯罪嫌疑人林华的父亲仍在不停地叹气。这位上世纪70年代的劳模羞愧而沮丧地说:“光天化日之下,这个逆子被押到广场上示众,祖宗八辈的脸都让他丢尽了。”

4月23日上午,浙江省温州市在瓯江帆影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公开逮捕6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32名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当地媒体报道宣判处理大会时,用了“广场上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这样的话。

大规模的公开宣判,引起了温州市民的争议。支持者说,这样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说,这种做法严重违法。

如临大敌65名犯罪嫌疑人广场示众

4月23日清晨,温州市江滨路帆影广场警笛阵阵。大约8点钟左右,帆影广场开始实施交通管制,广场两侧临时搭建起铁栏杆……

上午9点40分左右,65名犯罪嫌疑人被押到广场上一字排开。公安局负责人在介绍完他们所涉嫌的犯罪情节后,逐一宣读逮捕决定。

4月5日抢劫劫持人质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站在第一排最西边,当听到“张某被民警当场击毙”时,犯罪嫌疑人董某的双腿突然向前弯曲,身体向下瘫倒,被身后的武警拉了起来。

18岁的周某从湖北到温州找工作,工作没找到身上又没钱了,便在郊区抢了路人的90元钱。听到自己被宣布逮捕后,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不住地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擦拭着泪水。

记者了解到,被宣布逮捕的65名犯罪嫌疑人年龄层次偏低,大都是外来人员,其中22周岁以下的有44人。

10点10分左右,32名被告人被押进广场,公开宣判开始。这时,人群中开始出现骚乱,一些被告人家属情绪激动。一名妇女看到等候判决的儿子时,哭得昏厥在地。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双手掩面,抽噎得全身颤抖。

“老公,老公……你干嘛要去贩毒啊!”看到被押过来的丈夫,铁栏杆外一名满脸泪痕的青年妇女拼命往前挤,伸出双手试图抓住丈夫。

示众目的:壮“严打”声威灭不法者气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温州市开展打击整治“两抢”犯罪大会战。1月至3月,全市“两抢”案件接警数比去年下降31.3%,破获“两抢”案件755起,刑拘“两抢”案件犯罪嫌疑人564名,追缴各类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50余万元。

温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公开宣判处理大会上说,这次大会,是壮“严打”声威、掀“严打”高潮、长群众志气、灭不法分子威风的重要标志。今后,将全年保持高压态势,以深入推进“平安温州”建设,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在现场观看的受害者张女士告诉记者,那天晚上她走在街上,突然感到耳朵一阵剧痛,手一摸,金耳环没了,耳朵鲜血直流,一名男子从她身后快速跑过。“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那个坏小子在不在里边!”张女士愤愤地说。

“年纪轻轻不学好,去偷去抢,活该”、“政府早就该这样了,看那些歹徒以后还敢不敢乱来”,与张女士一样,在公开宣判处理大会现场,一些温州市民认为,这样的活动替老百姓出了口气,对遏制犯罪活动有强大的震慑作用。

始料不及:公判处理大会成网络议论焦点

然而,令举办者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很快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争议焦点集中在:法治社会,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拉到广场上示众是否合法?

网友“我是一只鸟”说,将犯罪嫌疑人拉到广场示众,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在公众场合大张旗鼓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示众,等于在事实上给他们定罪了。

网友“芭蕉树”说,谁能保证被示众的65名犯罪嫌疑人、32名刑事被告人中不出“意外”?

网友“内心的震撼”说,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带有羞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成分。法律只有惩罚人的功能,而没有羞辱人的义务。无视每个公民作为“权利人”的尊严和价值,最终只会损害法律的神圣与威严,与法治文明精神背道而驰。

网友“我不是摔锅”说,公判示众是以摧毁人的尊严为目的的法外之刑,这种做法早已经被国家司法机关宣告为不法而被禁止。

网友“首席评论官”则为宣判大会叫好。他的观点是:严厉打击不法分子,是每一个老百姓最为朴素的愿望与诉求。宣判大会是快速改善一个社会治安情况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任何脱离本国国情、脱离国民素质的法律和执法方式都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

“我也曾有过被抢的经历,对抢夺犯罪很憎恶,但我反对公开宣判处理大会这种方式。”温州市宏德中学的陈老师说,这些年轻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社会应该宽严相济,尽量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开宣判处理,等于是当众把他们往绝路上推,这与国家政策相违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专家观点:公捕侵犯犯罪嫌疑人隐私权

公开逮捕犯罪嫌疑人到底是对是错?温州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温州大学法学教授方益权认为,召开公开宣判大会,对于震慑犯罪、鼓舞群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审判的教育和惩治功能等,都有重要意义。从法治原则上看,公开审判原则包括人民法院对诉讼案件的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两个方面。而公开宣判的方式,可以以传统的宣读判决书、张贴判决书等方式进行,也可以以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布开庭公告、直播案件的审理、宣判的方式进行,还可以以召开公开宣判大会的方式进行,这些方式没有本质的差异。从审判的社会价值上看,公开宣判大会是对当事人及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最鲜活的题材。

但方益权也指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在公判现场对犯罪嫌疑人公开宣布执行逮捕,这一方式违法,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王志邦对温州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在广场上公开处理,违背了法律程序,属于法外施刑。这种名为公开处理实为示众的做法侵犯了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的人格尊严。即便是罪犯,他们的人格尊严同样也受法律的保护。

“示众不能起到惩罚和震慑违法犯罪的目的。”王志邦认为,这样做要么使当事人陷于绝望而自暴自弃,要么使当事人羞辱难当而蓄意报复社会,并不利于对其教育改造。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它起到了一种较坏的示范作用,等于告诉人们:对于违法犯罪的人或者犯了错误的人,是可以侮辱他们的人格尊严的。

编辑手记

就在温州市召开公开宣判处理大会的同一天,海南省三亚市公安机关也公开逮捕了30名参与“两抢一盗”的犯罪嫌疑人。这些人的年龄也大多在20岁左右。

被处以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今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法院判决有罪,一种是无罪。公开逮捕容易让人误认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导致偏见的形成,并最终影响到判决的公正性。

一方面,我们一直在推行前科消灭、社区矫正这样的人性化措施,尽最大努力帮助曾经违法的人回归社会;另一方面,类似公开逮捕这样的不当做法,却又成为一些地方惩治不法的“利器”而难以绝迹。这种理念上超前与行动上滞后的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