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森:英国《大宪章》在人类社会法治化道路上的深远影响

2015-09-05 22:21:33阅读:8796次

 

 

 

英国《大宪章》在人类社会

        法治化道路上的深远影响

                                      韦 森

                                    2015-08-22

     
 
各位教授、江老、郭老:

    我是法学界的外行,票友都算不上。但是中国社会到了关键的时候,有些东西要认真梳理一下。我做了一些功课,最近忙的一塌糊涂,刚刚做PPT还没有做完,前天在北大讲财政政策,又突然讲《大宪章》,脑子一塌糊涂,但是没有PPT就不会讲了,完全是路径依赖。
 
    实际上读《大宪章》很久了,是1992年我儿子考悉尼大学法律系,第一门课是法律推理,第一个文章就是大《大宪章》,我儿子是学理科的,看《大宪章》看不懂,让我帮他读,我看这个英文根本看不懂。后来又跟李炜光一起学预算法、预算民主,又读《大宪章》,《大宪章》有好多译本,也读了一些,觉得还可以。但是真正做下来,觉得《大宪章》真是伟大,奠定了人类社会,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感觉每一条、每句话、每个字都会影响人类的进程。对于《大宪章》的评论很多,这是17世纪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艾文讲的一句话:“《大宪章》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什么,而是在于它创造了什么。”
 
    今天我介绍几个方面,一个是《大宪章》的缘起、签署和修改,《大宪章》的内涵和法治原则,还有《大宪章》与英国宪政之路,《大宪章》是美国民主的基石。首先是《大宪章》的缘起,首先《大宪章》签署有一些因素,首先是《大宪章》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原因。个人因素也不是个人因素,就是约翰王个人因素。看这个图,在历史上法国一直到葡萄牙、西班牙这块全是英国的,约翰是安茹王朝第三位继承者,我在读《大宪章》的时候发现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我在2012年12月在《读书》发了一个文章,就是欧美宪政的超验之维,我觉得可能欧盟宪政主要思想不是来源于洛克,主要是来源于清教徒,或者是长老会,或者卢瑟夫。最近我发现又往前推几百年,我注意到约翰这个人最早提出法律在王之上,他在阿奎那之前。
 
约翰王的个人因素。他小时候没有分给他土地,在他哥哥到法国打仗的时候死掉了,他侄子应该继承,他把侄子杀掉继承王位,于是他既得罪了贵族,又得罪了教皇,在这个情况下签署了《大宪章》。约翰和罗马教皇之间矛盾重重,随意没收教会的领地和资产,并拒绝朗顿主教。罗马就把他开除教籍,《大宪章》签署之后,他又说他悔改了。所以他首先得罪了教皇。也就可以理解《大宪章》第一条先肯定教会的权利,自由这一条是在第一章。约翰王与贵族的矛盾,随便征税,霸占贵族资产。1215年为了收复诺曼底,约翰攻打法国,大败而归,国库空虚,又发生通货膨胀,他的办法就是能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我讲一下他为什么打仗?原来我不知道这个事,因为他没有钱,也没有分他地,他就找了一个堂妹结婚了,继承一部分土地,但是没有生孩子,他哥哥打仗去了,他发现一个伯爵下面有一个17岁的女孩子,发现他有很大土地,就休了这个妻娶那个,又把这个土地取过来了。因为他跟那个人有婚约了,就告他,说你怎么嫁他呢?他说我是诺曼王,是不上法庭的,就不去,然后就对法国打仗。这时候出兵到法国,英法战争开始了。这是战争的一个原因。后来嫁给他,他打败了,土地都失掉了。
 
    回来之后,他就丢失大量的土地,在打仗的时候贵族就不满了,就起义想把他干掉,他发现这个情绪之后就写信给教皇,教皇又认他。这时候伦敦市反抗他,把他打败了,1215年提出一个男爵法案,根据男爵法案签署《大宪章》,这个地点是在兰尼米德草地。下面这个图是美国律师协会建的这个纪念亭。《大宪章》签署的时候,他就把树枝弄下来咬,他不想接受,他回去就打仗,第二年打仗的时候,他在战争中死掉了,他九岁的儿子亨利三世上台。《大宪章》之所以签署,一个是朗顿大主教,再一个就是摄政王威廉马歇尔,因为他儿子上来,他做摄政王,他接受了《大宪章》,1216年11月又重新签署《大宪章》,后来反复修改了30多次,有32次修改,所以完全是战争中逼下来签订这个东西。这里面最大的修改是发生在爱德华一世,当时也是为了征税,爱德华一世非常勇猛,他为了征税接受《大宪章》,如果没有爱德华一世就没有后来宪政,他主动接受《大宪章》,变成25条,最后《大宪章》写在法律原则里面,王在法下。到1508年印刷的《大宪章》开始,400年被忘记,到了科克跟詹姆士一世打仗的时候才翻出来。
 
    大宪章主要内容和原则,第一个就是教会选举神职人员自由,第二是保护贵族和骑士的继承权,第三个国王不可以随意征收贵族领地的继承税。《大宪章》三分之二内容都是不能随便征税,不能随便收费,不能收钱。这是构成《大宪章》一个核心的东西。另外就是第39条,被称为法制史奠基的东西,就是自由人没有经过同一级别贵族审判,不能被任意逮捕或监禁,财产也不能被没收。第61条就是监督国王行为,如果你不行,我们就可以把你拿下来,让你接受或者换王。
 
    《大宪章》奠定的民主基础基本上是三点,第一点是王在法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Rule of Law被确立了。第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就是我交给你税,你给我自由,这三点奠定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个转折点,所以被称为自由大宪章。
 
我们看一下《大宪章》的自由原则,前面是以神的利益讲,我们要给教会自由,现在他最后讲到我们自己以我们继承人之名上次我们王国所有自由人,以下全部的自由,为他们和他们继承人享有及保存直到永远。另外就是第39条特别重要,翻译有好几种翻译,并且几乎都不一样,我是采取戴雪《英宪精义》的译法,就是除非依据裁判官合法审判,或国内法律,无一自由人应被捕捉、监禁等等,就是没有程序自由人是不能被审判的。
 
这一条影响深远,英国乃至人类社会上法治和宪政衍生的基因型条款,有人称之为一切暴政和司法不公的天敌。《大宪章》的根本意义就是在人类历史上较早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就是第61条,根据该条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委员会可以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权力,具有否决国王命令,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城堡和财产。另外就是税收法定原则,没有全国同意不能征税,三分之二的篇幅涉及到这个。这是基本上《大宪章》的内容。
 
第三个《大宪章》与英国宪政之路。1215年《大宪章》之后,约翰王马上宣布无效,发动内战,1216年被打败了,死了之后他儿子继位。到1225年18岁的亨利掌权之后,他觉得这个东西限制我,他不同意,《大宪章》由63条改成37条。这个大宪章成为后来历代国王使用的版本,有九个条款在今天英国法律里面还有。这里面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法官布莱克顿,在亨利三世的时候提出一些原则,捍卫这个东西。在13世纪他写了《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他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就是国王不受制于任何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他说国王有一个上级就是上帝,还有一个上级就是法律。是法律造就国王,如果国王没有马勒,就是没有法律,他们就应该给他戴上一个。
 
签订这个之后,亨利三世不干,跟诸侯打仗。然后打败了逃走,又叫他的孙子爱德华一世继位,他是英国历史上英明的君主,接受了《大宪章》。到1297年《大宪章》定型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宪章》。在法制史上爱德华一世也是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帝王之一。
 
亨利五世之后,基本上经过两个战争把贵族消灭掉了,英国进入都锋王朝时期,这时候王权起来了,200多年忘记了《大宪章》。但是在爱德华一世的时候,英国普通法体系已经完成了,虽然《大宪章》被忘记了,但是法律变成一个科学,职业律师出现、法官出现,到都锋王朝之后,一直到伊丽莎白时代之后,这个时间王室比较强,但是Rule of Law这个理念在英国还是存下来了。伊丽莎白之后,因为他没有儿子,从苏格兰请来他妹妹的一个孩子继承王位。这时候又出现一个大法官就是爱德华•柯克,没有他就没有英国法制史。在这里《大宪章》又开放复苏。在这段时间关于国王能不能干预司法,司法公正的程序,在这段时间是非常精彩,那个故事很多。到权利请愿书到人权保护法,人权保护法肯定了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基本的司法程序的一些基本原则,最后取得胜利。在他之后大家知道出现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二世还是不执行,最后被克伦威尔砍头。虽然克伦威尔比较独裁,但是没有他也没有英国的宪政制度。
 
《大宪章》的思想对美国的宪政民主是一个基石。跑去美国的都是清教徒。在柯克时期,詹姆士一世时期,柯克起草弗吉尼亚法案,这是英国给殖民地定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一些原则是来自于《大宪章》。这时候就用《大宪章》做自由选举权、豁免权、集会这些东西。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独立宣言出台,独立宣言很多思想来自于《大宪章》,开篇叙述政府存在基础和构建原则,对人来自与造物主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以及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来自于大宪章。并且整个美国宪法里面到处充满了从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到权利法案所确立下来的法治原则和英国司法制度之间的内在精神。我觉得《大宪章》是美国法律制度的基石。
 
另外我没有时间研究,我看这么多研究《大宪章》的人,没有人讲《大宪章》和法国革命的关系。没有《大宪章》,没有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在对岸英格兰生活流亡,法治精神和宪政民主制度能否在对岸的法国发生?人权宣言和法国宪法序言中的关于、关于自由、民主、约束政府征税权、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乃至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中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如此详细能否形成,还不知道,到目前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和追溯《人权宣言》、《法国宪法》《拿破仑法典》中关于法治原则的思想渊源关系。由于专业和时间所限,目前在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中还没有看到多少理论探讨。
 
最后我就说一句话,我说观察英国惊心动魄的几百年的过程,我们发现法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躲不掉的。另外,我最近给“腾讯大家”写文章的时候感觉到法治不仅仅是法治原则,也不是一个政治原则,法律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并且法治是人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判决标准。如果这个社会还没有走向法治,说明你还是一个传统社会。这是我最近一个感悟。法治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中国也迟早会朝这个走,但是怎么走?我们四中全会以后,本来我在全国各地讲了一些东西,但是发不出来,但是还是做了一些自己的学习和普及化的工作。
 
最后有哈耶克的两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这也是我重读哈耶克反复强调的一点。他在《通往奴役之路》里面讲到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他虽然讲自发秩序,但是没有前面整个日尔曼文化和诺曼文化的限制君王长期理念的形成,不可能有《大宪章》,在中国你可能跟皇帝签订一个契约吗?在今天敢这么做吗?做不到,关键是理念的变迁。他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这句话跟大家共勉。
 
[ 韦森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多年,现为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转载和引用请注明 ]


 

 

 

 

 

法律至上原则应形成共识


陈有西

2015-08-22  

 

 

     韦森教授用了半小时时间,给我们进行了宏大叙事,听了以后非常有启发。

     韦森教授是经济学家,他关注的一直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但是他今天讲的是法治、宪政。为什么研究到法治,又研究到宪政?虽然我跟韦教授接触不是太多,对他的思想脉络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们去年,曾经为了燃油税的问题,我联系韦森教授、李炜光教授、童之伟教授,想联合上书国务院,对立税权的问题,联合搞一个建议,初稿已经搞出来了,现在稿子也还在。最后没有送,一是意见不太一致,二是觉得当前环境下,上书也没有用。明天如果有时间,我会讲一讲宪政的共识和阶段目标,也会讲一下宪政和《预算法》的关系。

     韦森教授是从研究《预算法》,研究税法入手,开始关注到法治这一领域的。他发现,我们国家的税制产生和执行,都太草率,预算的建章立制,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务院这块财政的口袋,把不住。基本失控。他开始考虑到了一个立法的问题。从立法,他研究到了立法权。从立法权,他思考到了宪法的一个权力授权界限。这个问题郭道晖教授有专门的论文。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的契约问题。从宪法追根溯源,他就搞到《自由大宪章》里面去了。所以他这个跨学科,跟他自己研究的课题重点,是有关系的。等一下大家讨论的时候,可以注意这个脉络。我觉得今天,我们天则这个论坛,真是政治、经济、法学跨学科论坛,韦教授这一场宏大叙事,完全贴近了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

      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韦教授刚才说的,是非常清晰的。用半小时时间,展示了英国《自由大宪章》宪政制度萌芽时期,和宪政思想的由来。是皇权和贵族权的较量,皇权和教会权力的较量,皇权和自由民权利的较量,慢慢形成的共同规则。这个规则是皇权慢慢削弱,不断削弱,而贵族权利、教会权利不断增长的过程。由于建立了制度,虽然起先是贵族间的较量,规则形成则惠及各个社会阶层,自然保护了自由民的权利。到14世纪、15世纪、16世纪,又开始由律师和法官,捍卫了这些已经形成的法律原则,就是自由宪章的思想。由于这些规则,贵族权力消亡以后,律师和法官起来了,捍卫了这个制度。所以导致自由大宪章在欧洲开始流行,然后传播到美洲,然后才由美国200多年一直延续下来的、全球比较公认的、比较科学的制度和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他刚才的判断,我也很赞成,中国早晚要走这条路。

      但是中国的皇帝是谁,中国贵族是谁?这个较量能不能让普通大众得利?我们如果比较简单化复制的话,我们现在中央委员会那么多人,我们现在也有人讲新权威主义,支持建立某一个政治家个人的新权威,还是加强全党对某一个人的制约?这种权力的较量,还有我们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这种较量,最后能不能得出一套制度来?我们能不能借鉴欧洲、美洲的一些制度?确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思考的。所以我觉得韦森教授的演讲,虽然时间很短,他的语速也比较快,讲的比较急,但内容确实很丰富。在座有非常多的老师,就是研究立法权的,研究宪政制度的。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各位专家学者,先讨论,然后请浙江的蓝尉青教授小结点评。

 

讨论部分

 

     茅于轼:韦森教授在最后总结“法治是社会唯一选择”,我提一个问题,如果有特权,这个法治是不是唯一的选择?是消灭特权重要还是法治重要?

 

     郭道晖:税收法定,由什么法来定?应该是全国人大立法来定,但过去却是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税收法规,所以一直到现在由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就有三个,最近刚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要收回这个权力。

 

     李建德:首先现在的宪政、大宪章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所谓黑天鹅事件是极端稀少的偶然事件。我认为今天的宪政黑天鹅事件不少于三个,单单这一个还不行。简单的说,当时欧洲制订了类似大宪章的远不只英国一国,好几个国家,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英国成功了吗?显然不只一个黑天鹅事件,我研究至少有三四个黑天鹅事件。因此就有一个逻辑,既然是黑天鹅事件的结果,为什么又会成为普世的价值呢?这个逻辑不是那么简单推出来的,需要很认真的去研究的。

 

     李冰:韦森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从整个大宪章过程看,中间也有很多年,几百年闲置,目前有一种非常占主流的说法,就是我们也处在转型期,我们需要非常和平的态度。但是在大宪章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看到很多斗争,我想问韦森老师如何看待这种斗争?

 

     许章润:韦森教授这个梳理非常清晰,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宪章》采用了liberty这样一个表述。但是我也听说liberty出现的时候更多讲的是特权,而不是每个个体普遍分享的宪政的自由。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请韦森教授做一个解释。

 

     还有就是韦森教授这个对《大宪章》的推崇,我觉得还是英语文明更多,在欧陆国家对这件事情没有英美国家看的这么重,欧陆国家更多强调到达丹麦,以丹麦的治理作为最理想。我想请韦森教授稍微比较一下.

 

韦森教授的回应与讨论

 本文章于2015-8-22发布 

 

韦森:谢谢各位教授指教。茅老师、章润兄、李冰,你们问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大宪章》是在斗争中出现的,而《大宪章》第一条是讲神职人员的特权,但是仅仅是他们的自由,后面加的自由人也不包括农奴。就是到了光荣革命人身保护法把这个补回到老百姓了,最后到宪章运用,到19世纪中叶才普及到老百姓。这恰恰是在斗争中把这个制度弄出来的,到1830年才普及。

 

茅于轼:能不能说现在习近平追求的社会是一个有特权的法治社会?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有特权的法治社会,而且现在没有逃脱那个格局,还是一个有特权的法治社会。

 

韦森:为什么我今天只讲历史,我不讲现实,我有意识的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只讲英国,我们不讲中国。我不评论这个东西。但是我在腾讯上发了一篇东西,下周我会连续发,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到约翰,一直到伯克,这些人怎么论述法治,到梅因这里怎么把Rule of Law肯定下来的。以这个路线走下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是Rule by Law,法律是帝王之具,是维稳的工具,不是为了保护权利为核心的东西。

 

许章润:法律之上还有法度,帝王可以言出法随,但是不管什么言,你不得违反法度,所以法度是一脉相承,但是法律可以随时变更,所以西方讲的自然之法,高级法,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相象。这是帝制时代文人士大夫制约帝王的法度。

 

韦森:我第三篇文章会讲中国历史上对法律的论述,我也做了一点功课,还没有写出来。但是在浩瀚的文献里面,总能找出来某一句话解释某一个现象,但是你要看这种表述是哪一个人表述的,这种表述是否代表我们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文化精神。包括法律正义观讲的非常清楚,比康德的正义讲的都好,都可以摘一些句子指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的法律精神,中国的律和西方的法并不完全对应。

 

盛洪:Law还是近似于中国的道,不仅是我们的法律,这是有歧义的,要是讲道的话,王都是在道之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怎么理解。

 

韦森:最后我回应一下盛洪讲的东西,你讲的《大宪章》超验之维的东西,我发表一个六万字的文章就是英美宪政三大思想起源,恰恰英国之所以出现《大宪章》,它是日尔曼的一个分支,那里面的故事很多,罗马法进去,一直到柯克和詹姆士争论,那时候教会之争和法律体系之争都在交会,所以这些东西都在起作用。

 

蓝蔚青:我的问题就是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走的是革命改良的道路。

 

陈有西:就是法国和英国为什么走不同的道路?

 

韦森:这里面的研究太多了,这就是很大的话题了,以后再说吧。

 

陈有西:这个单元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围绕着自由大宪章的课题,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韦森教授开了一个好头,讲了非常详细的脉络,刚才发言的十来位专家开掘的更深,李炜光教授讲的税制的几点,我很赞成搞一个预算法和税法的研讨,一个是收税权,一个是用税权。今天时间关系不占用下一单元时间了。

通过这一单元讨论,我们觉得思想的重要,观念的重要,我们中国为什么老是转一圈又回到老路,就是这种法律原则、先进思想,一直没有人捍卫。所以我觉得,从大学基础教育开始,就应该开这样自由大宪章的课。现在教育部可能是不会同意的。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教授,你们自己给学生,最起码研究生班,可以讲这些内容。

 还有一个,刚才我看到韦森教授在看一本书,是齐延平在牛津写的,《自由大宪章研究》,把《大宪章》的脉络搞的很清楚,这个书非常好,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明天如果有时间我会讲讲茅老师刚才说到的宪政道路的阶段发展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用中央集权的力量、权威主义的方式推进法治,然后逐步制度化规则化。我明天讲的课题,就是《宪政的共识和阶段目标》,现在有些领导的意思,就是现在先让我治标,我慢慢再治本。中央高层基本上是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能不能走得通,当然是大家值得探讨的。法治是集权下面的法治,专制下的法治,专制下的法治能不能走得通,当然我们有很多课题可以讨论。我这个单元就到这里。

 

 [ 本文辑自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韦森所做主题报告后回应评议、及多名专家参与讨论的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转载和引用请注明 ]

 

201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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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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