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广东打黑第一案无罪辩护词

2014-10-31 20:42:19阅读:21715次

 

 

 

 

 

广东打黑第一案

 珠海11万亩“海霸”案

  最终法院判决黑社会不成立

用其他罪名依然重判

维护政法机关威信

 

王军华被控非法经营等五罪

二审辩护词

 

京衡律师所 陈有西

2013 .7.31-12.740399字)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法官:

    京衡律师所接受本案上诉人王军华委托,继续为他担任辩护人,同珠海大公威德律师所黄鑫琦律师一起,为王军华被控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单位行贿罪五项罪名辩护。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我们坚持一审的观点,继续为王军华作全案无罪辩护。黄琦鑫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案情事实证据分析很详尽全面,揭示了真相,我完全同意,期望法庭能够采纳。

     本案一审,公诉机关将王军华列为“海霸”黑社会老大,共列了七个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非法采矿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合同诈骗罪及单位行贿罪。

经过一审的六天审理和我们举出大量证据进行的充分辩护,一审法院否定了最主要的黑社会指控定性,证明了本案基础性的错误。同时排除了“非法采矿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一审判决书比较充分地客观展示了控辩双方的证据和观点。但是,由于本案的背景影响和原来的先入为主造成的影响,和侦查、起诉机关的原先强势舆论,法院在事实认定、证据认定、性质认定、金额认定上,仍然出现了很多的错误。导致了结果的错判。保留了五项罪名,将政府合法应当给的征收补偿费,错误地定性为诈骗罪,判13年罚金300万;将非法采矿罪,在查明事实错误不能追究后,又错误地新定了一个非法经营罪,判4年,罚金3000万;将甘普华华奥公司的采沙填海工程都全部完成的工程,采信没有沙可采的谎言,按合同诈骗罪判11年罚金150万;将王军华从来不知情、没指使、没参与、没事后包庇的行为,按敲诈勒索罪判3年;将同评估损失完全无关的礼金,违背事实理解为是为了虚报损失而进行单位行贿,判1年。五项罪合并刑期18年,罚金3450万元。定罪和量刑都是完全错误的。

一审法院否定黑社会、非法采矿、破坏生产是正确的。这三个罪名一否定,全案十四被告(二审到庭八被告)的“组织性”“共同犯罪,董事长负责”的基本指控体系已经崩溃。各罪都是孤立的独立的事件,应该谁主谋、谁指使、谁参加、谁直接造成侵害后果,就由谁来承担,一件一件分别分解到各个行为人头上。而不能不顾因果关系和客观事实,以原来的间接的集团犯罪组织性概念,没有根据地主观臆断,认定到王军华头上。这是一审最重要的失误。

一审去除了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定性,王军华对很多指控事情就根本不知道,不应当有任何关联责任。这一认定不单单是一个主罪排除这么简单,而是摧毁了整个的对王军华各罪的指控体系,排除了“组织性、经济性”这个能够把王军华作为企业负责人牵进去的最重要的特征。因为一旦排除了集团犯罪,各被告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无端牵连。

但是一审法院仍然按黑社会集团犯罪的思路,以主要责任人的方式在进行判决。在三个主罪都排除的情况下,仍然按五项个罪,判了他18年。而这些个罪,都已经查明同他是无关的。只有单位行贿同他有关,其他的都是不知情、没预谋、没商量、没指使、没参与、连事后都不知道的。这样的判决完全是不顾事实,违背直接的犯罪构成中的主体和主观故意、主观方面行为的理论。是推测定罪和客观归罪。不定黑社会组织性犯罪,仍然按有组织犯罪主犯在判。

一审法院审理评议的思路,仍然没有摆脱黑社会共同犯罪的基本思维,用“黑老大”来对全案负责,导致全案认定事实和法律责任完全错误,导致了全案的错判。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刑法思想,受到了前期办案宣传的先入为主的影响,是典型的定性错误的冤案、错案。

我们之所以在一审如此严竣的局面下,坚持无罪辩护、现在已经去黑后,仍然对其他个案罪名无罪辩护,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下面,我们围绕一审错判,对本案各个具体情节,进行辩护,请合议庭审查,采纳。

 

一、一审判决查明否定了黑社会犯罪等两个罪名

但其他定罪仍然存在若干关键错误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2)珠金法刑初字第429号《刑事判决书》,审查证据严谨认真,表达控辩观点清晰完备,制作非常认真。如果没有案外因素的影响,当时“打黑任务”的影响,公安机关造成既成事实的影响,判决结论的公正,本是非常自然而可以期待的。但是由于打黑大形势的需要,判决结论却同事实证据分析大相径庭。也唯其如此,从判决书本身即可以看出明显的问题。由于《判决书》长达10万多字,如果不进行一一指出存在的错误,,很难理出焦点。为二审合议庭审查方便,现扼要理出,请合议庭特别关注。

(一)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否定后,仍按有组织犯罪的思路在认定

本案从广东和珠海“三打两建”将军安公司作为“黑社会海霸典型”定性进行侦查,从公安、检察机关一直按最大的黑恶势力进行打击定性,围绕着“组织性、经济性”在组织犯罪证据。因此,将一个没有任何劣迹、守法经营、对公司日常事务基本不参加管理的王军华,因为军安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关系,把不知情、没指使、无意图、无行为、无包庇指挥的他,将别人的所有行为都往他身上靠,罗织了大量同他无关的“犯罪事实”,将他包装成一个黑社会。一审法院在我们根据事实真相和充分举证的扎实辩护下,去除了黑社会罪定性,排除了 “海霸”的恶名。

《起诉书》很多的附加罪名,都是依附在“黑社会”这一定性基础之上,才可能同王军华牵强联系上的。现在全案已经不再从团伙共同犯罪来分析,各被告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旦各罪认定,能够证明王军华参与犯罪的证据根本没有。王军华没有指使、没有参加、没有犯意、没有事后包庇的行为,同他毫无关系,根本不能定他的罪。除了单位行贿这个罪名,其他的四个罪名,都同王军华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法院为了兼顾专案组的定性,维护公安、检察机关形象,在最后的责任认定上,仍然受了黑社会罪的思维惯性,没有转变思路,仍然按共同犯罪团伙,以“恶势力”为由,将王军华作为主要领导操纵者,来认定“领导责任”,而不管他没有参加。因此,一审的个罪判决,辩析基础是错误的。

在这里,一审错判和二审控方观点,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单位责任,不能自然推定为法定代表人责任。公安机关是以整个军安公司是黑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当然是黑社会老大,对整个公司行为、整个公司的职工行为,都要负责来定性王军华的责任的。而黑社会组织一审已经排除,这种认定已经没有依据。

本案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指控的三个单位犯罪,一审法院已经中止审理。实际上是作了撤诉处理,没有判决。也就是说本案只审理了个人犯罪。而个人责任和单位责任并不能划等号。个人犯罪,必须审查他本人有没有主观犯意、有没有参加预谋、有没有参与实施、有没有背后资金支持、有没有明知暗示和默许,有没有后期帮助掩饰。如果这些都没有,不能因为公司是他的,就认定他有罪。因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别人的行为后果,不能必然及于公司负责人。有的员工违背负责人的行为,都只能是直接责任人担责,没有指使和不知情的,不能自然推定为共犯。

 第二、利益落入,不等于就是共同犯罪。控方在第一天发问王军华调查时,以这些补偿利益最后落入王军华私人公司,来指控他自然有责任,因为利益是你占了。并进一步倒推,他就是实际指使者。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一观点违背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将公司其他人员的行为责任,自然归责到不知情的负责人身上。这就象铁道部总公司董事长,不能对所有的子公司分公司的事故承担刑事责任、沃尔玛总裁,不能对他的全球每一个门店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是一样的。犯罪,必须要有犯罪主观故意和主观方面的实际行为。起码他应该是知情的有指使的,才能够追究。现在没有任何王军华知情、指使的证据。

(二)非法采矿罪判决不成立,一审法院未经开庭释明,直接改为非法经营罪,程序违法

一审中我们提出了级别管辖的程序违法问题,二审我们不再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程序违法问题,上诉书中已经指出。即非法采矿罪一审否定后,未经释明,直接改变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来判决,未经侦查、起诉、辩护和法庭调查,同原罪名的犯罪构成、证据体系都完全不同,这样做剥夺了被告和辩护人的辩护权,未审即定,程序严重违法。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有些罪名可以由法院直接变更罪名,是指罪名构成要件类近的案由,比如受贿罪和职务受贿罪,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比如“贪污罪”,事实证据都审查清楚后,由于主体问题控辩双方都辩论过了,已经查明,法院直接改判为“职务侵占罪”,是可以的。因为证据和法律争议都法庭展示了。但不能将犯罪构成要件完全不同的情由,直接改变罪名。这等于不要控方举证、律师辩护,就可以定罪。剥夺了辩方针对这一罪名的辩护权。

非法采矿罪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的矿产资源和采矿秩序。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是工商经营范围和市场秩序。两个罪的构成要件和证据体系、审查要点、犯罪构成都完全不同,侵犯的客体也不同。一是以国家矿山开采和资源保护程序为客体;主要审查有没有采矿证和越界开采;一个是以市场交易秩序为客体,关键审查有没有超经营范围、未经行政许可进行经营行为。本案的非法经营罪,没有经过侦查,没有经过起诉,没有经过辩护,合议庭在审判中从来没有释明。直接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侵犯辩护权,程序上直接违法。判决基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三)非法经营罪转换,法律适用上,也理解错误

     一审判决是以“行政未警告不得刑事处罚”的“刑法修正案八之前”非法采矿罪规定,按“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判定被告不构成犯罪的。(见P126-127)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但是我们指出了,海泥砂也不是矿,法院没有评价也没有采纳。

    但是即使现在理解,法院定罪也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对于非法采矿行为,要行政处理前置。没有行政检查、警告、处罚,不能直接进行刑事判刑。虽然非法经营罪没有采矿罪这样明确的法条,但是非法经营的入罪比采矿罪入罪标准更严格,必须比非法采矿入罪的要求更高,没有行政提醒,比非法采矿行为追责更苛,直接判罪,是直接违背刑法谦益原则的。不能对公安、检察根本没有侦查起诉的罪名,法院搞个东边不亮西边亮。寻个新罪名判掉。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河道采砂的行为,也是同采矿处理的程序相同的。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暂扣违法作业工具、没收违法所得、没收、吊销许可证、10到30万罚款。最后,才是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也是清楚的行政前置、行政警告处理在先。同非法采矿罪的处理规定是一样的。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行政处罚记录。“非法采矿罪”要行政处罚前置,那么比这性质要轻的“非法经营罪”,更应当如此理解。没有行政处罚过,不能直接进行刑事追究。而本案中,没有任何部门,包括工商、海洋、水利部门,没有一个部门有过警告、提醒和处理。相反,这些采砂主体,是政府工程,政府是长期明知而且支持的。一审法院已经查明。

     因此,一审法院以没有行政前置处罚否定了非法采矿罪,而又以没有行政处罚前置、没有检察起诉的非法经营罪来判决本罪,是直接违背刑法原则、自相矛盾的。本罪不能成立,最多只能按行政程序处理。不构成非法经营犯罪。

 

二、军安公司有合法海洋承包权,

是考量本案所有事件的基础

 

  一审法院认定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所有的本案指控的各罪,都发生在军安公司自己合法向政府承包的11.5万亩海域中。《判决书》第84-85页中认定了军安公司的115千亩海域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利。承包期15年。军安公司的海域权利是合法有效的。其获得政府补偿有事实依据。

也就是说,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倒底是谁侵犯谁的权利、各被告的行为是在合法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是在侵犯别人权利。这是一个谁是谁非、大是大非判断的基本点。

公安机关、指控机关搞混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本案指控的所有行为,发生在王军华的军安公司合法承包范围的自己的海域内。没有一件越出这个范围,因此这不是被告人在侵害别人犯罪,而是在合法权益被侵害后才进行的维权。没有一件指控事实,不是发生在自己承包海域里。针对的都是特定的来主动挑衅侵犯权益的人。没有一件是军安公司去主动越界欺负别人。搞清这个,全案性质基本点就清楚了。

经过一、二审的审判,我们已经清楚,同军安公司发生海域各种权利冲突的,有以下各种力量:

一是政府。为了进行港口建设和围海造地,政府不断将已经承包出去的海域回征,用于其他用途。因此发生了补偿费的问题。

二是周边村民。主要是荷包村。由于承包海域影响了历史上村民的养殖权利,对已经被政府收回的海域,进行私下转包获利。这种矛盾是政府导致的。不是企业去惹事。金湾海洋局、当地公安局都出过告示,明确宣布海域承包权是军安公司的。村民不得再侵犯。但是村民私下里将海域包给他人,直接损害了军安公司的承包养殖权。

三、包到政府工程的采砂公司。如华奥公司和甘普华。他们从别的地方采沙将大大增加运费和减低效率。因此有近二十家公司努力想去军安承包海域采砂,产生矛盾。有的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直接在承包海域中倒淤泥,导致养殖贝类大批死亡。直接导致纠纷发生索赔。  

四、当地真正的觊觎、骚扰、诬告军安公司黑恶势力。为了敲诈军安公司,故意违法承包荷包村的无权海域。到海域来偷沙肇事,违法养殖,、偷沙白(蚬),制造事端。然后向公安机关进行恶意诬告,报假案,直接导致王军华被判。

五、偷排垃圾向大海倾倒污泥的公司。导致部分养殖海面养殖物大片死亡灭绝。

六、因各种海上意外搁浅、漏油,进入承包海域造成养殖损失的其他主体。

五、六都是 “敲诈勒索罪”中列举的大量军安公司合法索赔行为。都是有实际损害发生,进行民事索赔。当时都已经派出所、海洋局、或者双方自行调解了结。在“三打两建”的打黑运动回头看旧案重提、已结案重提。

所谓“穿迷彩服”只是员工海上防腐喜穿没有任何上岸和威胁他人;所谓“船上棍棒刀具”实为养殖渔具一审已经查明排除、所谓“巡逻艇”其实只是水泥养殖维护船和送生活用品小艇,根本没有追逐撞击能力。都是公安为了制造“海霸”形象而进行的包装组织的“证据”。

凡此种种,都是别人主动来征用或者侵犯军安的合法权益,才导致索赔补偿。没有一件是军安公司挑起的。从军安公司被指控的涉案事实发生的区域来看,所有的争端和纠纷都是发生在军安公司拥有合法经营权的承包海域。在自己的承包的海域维权,根本不能视为“称霸一方”。维权针对的对象,是在承包海域有违法侵权的事主单位,这些事主来至五湖四海,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军安公司的维权行为往往是被动的、滞后的、消极进行的,事主的船只可以随时驶离;承包海域开阔,即使有纠纷产生,对其他正常通航和合法作业的渔民也不会形成非法控制。

军安公司的人员与事主之间的纠纷,其根本原因,是为了依靠经营秩序的自我维护“维权”——承包海域的经营权,这也是评价本案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因为有合法承包的前提,本案根本不能得出王军华等人“非法控制”承包海域渔业生产经营,并衍生出海砂买卖活动的结论。因为他是向政府有偿承包得到海域,一是等价有偿;二是政府有合同;三是都是用合法手段维护经营权。

军安公司在承包经营过程中,收到的各种赔偿款、合作款、补偿款都是合法行为,根本不可能形成严重的危及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军安公司所有的维护合法权益的行为,全部是在执法部门协调下处理的,执法部门包括高栏港区海洋局、高栏港公安派出所、边防派出所、金湾区渔政大队等。另外,他们的管理,也没有越出同政府承包合同的权限范围。对于海面上的正常通行权、正常捕鱼权,他们没有发生过一例干涉行为。都是针对倒淤泥、偷沙白(蚬)、偷沙等直接影响养殖承包权的行为。

    有了这一海权合法性认定的基点,很多问题就都已经解决。一审判决同这一认定相矛盾的所有判定,问题就都出来了。所谓的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合同诈骗、非法经营、诈骗等罪名的基础事实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诈骗罪,是政府应当合法补偿的回征海面补偿费。五次中,都是合法补偿。两次虚报抽样没有真正影响到补偿测定,没有骗取国有资产。(2)非法经营罪,是其他主体到军安的合法承包海域里取沙,应当补偿的费用。(3)合同诈骗罪,是甘普华的华奥公司在合法承包海域里采沙填海,完成政府承包工程。都实际全部采沙完毕,应当实际收到补偿,是合法合同行为。(4)敲诈勒索罪,全部都发生在军安自己的合法承包海域内,都是其他主体构成了对养殖的妨害和损坏,才进行合法索贿。而且都音首先报营寻求公安机关海洋机关进行处理,所有问题都在政府和自行协商下得到解决。而王军华从来不知情、没指使、没参与、没事后包庇。这些发生的事实,军安公司根本不是加害人和罪犯,而是一个近10年中,不断被其他主体骚扰侵害的被害人、被政府一次次回征海面的直接合法权利受损者。

因此,无论是针对军安公司、还是针对王军华本人,本案已经在法庭出现的所有证据,没有一份能够证明,各被告主动欺负别人。都是自己权益受损后,正常索赔行为。所有的救济方法,是先找公安等公权解决。现场小纠纷,都按息事宁人的方式得到了公平的稳妥处理。没有一个欺行霸市的指控发生。只有荷包村个别人,由于历史海域使用权被政府收走承包给别人,有积冤,故意诬告军安公司。而他们自己偷养使用海域,恰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

因此,承包权是本案所有问题要考虑的出发点,是是非判断的出发点。不能因为打黑的立场,违背事实地把是非颠倒过来,说他们的维护养殖权的行为,是“海霸”行为、侵犯别人的行为。这个“霸”,是合法的“霸”,是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和经营权。他们的自卫行为和要求补偿行为,都是被动的、事后的。没有一件是主动寻衅,这方挑起的。这在判断犯罪责任中非常重要。而一审迁就侦查的错误思路,这样的责任颠倒认定,比比皆是。

 

三、关于本案的王军华等被告人

言辞口供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本案侦查机关存在大量违法办案、违法取证及违反常规的取证行为,该系列行为已足以动摇侦查机关侦查此案的正当性、合法性。二审法庭对律师的排非申请高度重视,检察院要求延期审理,二审第一次开庭,从七月拖到十二月。但是,公安机关仍然不敢拿出审讯录像等排非证据。法庭已经当庭裁定,按控方合法取证举证不能来认定责任。期望合议时能够切实落实。

黑社会罪和非法采矿等主要控罪的错误,被一审排除,已经证明了侦查口供证据中的大量的不实。是无中生有地在编织一个黑社会团伙。将合法企业的合法维护财产权经营权行为全盘否定。

这些违法证据,已经影响了一审法院,审理中没有接受律师违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对一些违法口供和证言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对违法侦查、颠倒黑白罗织罪名,甚至搞错黑社会组织定性、非法采矿基本定性问题,仍然深受影响,大量采纳那些证据做为定案依据,造成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并直接影响了判决结论,作出了错误判决。

本案侦查是形势需要,先确定王军华有罪,定成广东黑社会第一大案,上报纸,定性为“海霸”,抓人,再找证据,找人举报。完全违反刑事诉讼程序和公安机关办案规则中“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从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在王军华被抓捕之后即2012512日后才发动他人举报,而且举报人几乎是10多个人一起到公安派出所或公安机关,或者公安主动到举报人单位集体接受几十个人的举报。这完全是在组织证据。而不是真正的有举报。

“举报”的内容竟都是10年前、8年前或几年前的所谓军安公司的“犯罪事实”,这些“受害人”以前去干什么了?动辄被敲诈1千多万、几百万,都不举报吗?我们的“人民卫士”——公安机关,以前十来年在干什么?长达10年“盘踞海面”,“敲诈7500万,破坏生产损失5000万”,应该是“民不聊生”,公安机关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是否渎职?更可笑的是有几份所谓“2012429日”的报警,几个偷采军安公司养殖场内海沙的“偷沙贼”,居然颠倒黑白向刑警二大队报警,称他们几条抽沙船在黄茅海航道抽沙,被赤鱼头边防派出所穿制服的警察带走,所以报警。刑警二大队大笔一挥“立为敲诈勒索案,侦查”。谁敲诈勒索?赤鱼头公安边防派出所敲诈吗?“偷沙贼”成了“被害人”了?为组织虚假报案材料,到了粗制滥造的程度。

为了找到王军华“黑社会”的暴力特征,侦查机关甚至把3年前因工程纠纷产生了一个砸坏车辆损失1万多元,已处理完的所谓案件也翻出。把珠海公安局经侦支队经过研究认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已不予立案的事件,已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甘普华诬告的“经济纠纷案件”,重复新立为“合同诈骗案件”。以编造“海霸”故事。

因为没有客观的证据证明王军华等犯罪行为,侦查机关采取了非法的讯问手段逼供出王军华等人的口供。在庭审中,王军华、王新华、刘德涛、刘锋等被告纷纷提出侦查机关有逼供、诱供行为,导致口供不真实。各被告律师都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要求调取审讯录音、录像资料。一审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包庇公安机关,用走过场的方式完成程序,用侦查机关自己的《说明》认定侦查机关不存在刑讯逼供行为。而对能够证明王军华受刑讯逼供的直接证据——讯问笔录中的通宵审讯问题,却视而不见。

本案由于没有客观的犯罪事实,事情绝大多数发生在海上,王军华都没有参加和指使,有些根本不知情。因此无法将责任按到他的头上。侦查机关为了把王军华列为“黑社会主犯”,努力想从口供上将他罗织进来。因此,在获取口供上,存在着严重的违法办案的行径。他的口供,必须适用违法证据排除。我们已经在开庭第一天向法庭提交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并同时向法庭提交了王军华自己写的《我的控告和自我辩护》。二审中,我们也已经提交了书面排非申请。

一审在开始开庭时同意进行违法证据排除,后来调查中又故意回避了。导致大量违背基本事实真相的违法取证的口供和证言被采信。直接导致了案件的错判。王军华受到了严重的四天五夜的折磨审讯。王新华、彭立新和其他被告都当庭指控受到了刑讯逼供。逼供本身导致了证据违法,更重要的是已经证明同客观事实和查明事实不符。

1、          王军华的参与过、交代过王新华、刘锋虚假取样策划骗取国家补偿的假口供被采信。(判决书P66)王军华实际根本不知道假取样的问题。同他毫无责任关系。是公安违法逼诱,而形成的假供。

2、          刘锋的假口供被采信。说两个王总,和他们一起商量过取样造假。(P69-70)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刘锋已经当庭澄清,当庭已经查明。

3、          郭运生的假口供被采信。说听到过两个王总的虚假取样的策划。郭是因为被公司处理过,并因为这次无辜被抓,以为是公司害了他,转恨公司,故意乱说诬陷。当庭他已经说明并没有亲自听到。只是推测。其说法没有任何其他旁证。(P72

4、          万菁的刑讯逼供的证言被采信。万被警察严重殴打,打巴掌,侮辱虐待。有他的录像证言。她的说征收海域里没有水产,违背基本的海洋事实、常识和常理,根本不真实。但是被一审法院作为证据采信。(P77

5、          两次虚假取样,骗取了高额补偿费的认定(P87)违背基本事实。其实第24两次的补偿费,同没有弄虚作假的135次标准一样,都没有任何虚高。采样数据,也没有被使用。而是政府单方确定了补偿标准,要求军安公司服从。评估只是表面文章,走过场。以应付补偿程序。按实测,标准要高更多。被政府一次次调低。实际标准,是远低于应补偿标准。这一点,我们二审中举证的张荷阳案中关于荷包村的10组新证据,已经可以充分地说明。(见124日下午的王军华律师举证)

6、          梁丽云的虚假证言被采信。(判决书P88-89)梁作为财务人员,被威胁取证。说的数据,同账面数据不符。同实际情况也不符。是被迫乱证。

7、          合法的21本采砂许可证(P113-115)被故意视而不见,认定为“无权采砂”。(P119)理由是养殖区不能采;审批主体不是海洋局而是水利厅不合法;超范围;而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后面另行详述。合法不合法,并不能否定21本合法证件的存在。

8、          违背基本客观事实真相的错误认定。断言经过7年开采、卖了4千多万,“致使11万余亩海域基本已无海砂可采,属情节严重。故足以认定军安公司无证开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P127)这一判决臆测,完全违背现场真相,该海域现在一直在进行贝类养殖,而且一直丰产,而没有海砂的地方,是不可能有贝类生存的。如何养殖?经过委托检测,当地11万亩海床砂普遍原样存在,只是小范围地方被采。判决基本不了解海洋常识,也没有实地勘测证据。

作为王军华的辩护人,为协助法院查明真相,实现不枉不纵,准确作出得当判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我们申请法庭严格审查,在判决中对违法证据进行排除,不予采信。纠正一审判决书中的错误认定。

(一)违法证据范围

我们认为,下列违法证据,应当排除其证据效力。应当传笔录所示的办案侦查员,到庭当庭说明情况。要求列入排除程序的《起诉书》所列证据如下:

 “被告人供述”中有关王军华的讯问时间为:

2012年5月13日18时30分、2012年5月14日1时0分、2012年5月14日5时0分、2012年5月14日22时31分 、2012年5月15日2时10分、2012年5月17日15时0分、2012年5月23日1时10分、2012年5月23日19时50分、2012年5月24日1时15分、2012年5月24日19时30分、2012年5月25日1时50分的11次《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在本案中予以排除。

(1)被告人王军华在2012年5月13日18时30分、2012年5月14日1时0分、2012年5月14日5时0分、2012年5月14日22时31分 、2012年5月15日2时10分被开始讯问的五次《讯问笔录》。

分析王军华《讯问笔录》可发现:第1次到第5次是连续审讯,第1次讯问4.5个小时,中间停2个小时,紧接着第2次讯问1.5个小时,凌晨1:00到2:30,中间停2.5个小时后紧接着第3次讯问2个小时,凌晨5:00到7:00,第4次审讯后不到两个小时紧接着进行第5次审讯,也是从凌晨2:00到5:30三个半小时。在这五天五夜中,珠海市公安局对王军华采取“车轮大战”,安排多组审讯人员轮流审讯。疲劳战肉体折磨,是最高检察院明确规定的刑讯逼供形式之一种。

这份5份证据,是侦查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人王军华进行长达五天五夜审讯,在其没有得到任何睡眠、休息,不能保证王军华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情况下制作的。上述五份证据,属于非法证据。

(2)被告人王军华在2012年5月17日15时0分、2012年5月23日1时10分、2012年5月23日19时50分、2012年5月24日1时15分、2012年5月24日19时30分、2012年5月25日1时50分被开始讯问六次《讯问笔录》。

分析可见:第7次从凌晨1点多到6多,不让睡觉,连续审讯5个多小时。第8次讯问近5个小时后,仅仅休息1个多小时候,紧接着进行第9次讯问,连续5个多小时,不让睡觉。第10次讯问4个小时后,休息2个小时多一点后,紧接着进行第11次审讯,凌晨不让睡觉。

根据王军华反映,其被讯问了“几天几夜后,在一个深夜里被送到了看守所”,“从次日开始”,侦查机关对其“又进行了五个通宵的连续审讯,实际上又是个五天五夜的轮番审讯”。结合前法规定,这五份证据,同样属于非法证据。

   (二)违法审讯事实

    1)连续折磨审讯。据被告人陈述,其遭受续连审讯,不被允许睡觉。自被带进看守所那天起,就“立即开始了漫长的没有白天黑夜的惨无人道的审讯,连续五天五夜不让睡觉,不按三餐饭正常用餐,没有正常喝水,没有正常上洗手间,这些都是可以从监控摄像查证!也可以从审讯记录时间上查证!办案单位对我进行轮番式的滚动审讯,用三班倒人员轮流审讯,使人的精神、记忆、完全错乱的情况之下……”在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讯问五次后,“几天几夜后,在一个深夜里我被送到了看守所。从次日开始对我又进行了五个通宵的连续审讯,实际上又是个五天五夜的轮番审讯。”他的控告书已经于12月17日庭审时提交给法庭。

法庭证据审讯笔录可以证实这些控告的真实性。王军华《讯问笔录》显示,侦查阶段(含补侦阶段)共被讯问23次,分析讯问起始时间可发现:第1次到第5次是连续审讯,第1次讯问4.5个小时,中间停2个小时,紧接着第2次讯问1.5个小时,凌晨1:00到2:30,中间停2.5个小时后紧接着第3次讯问2个小时,凌晨5:007:00,第4次审讯后不到两个小时紧接着进行第5次审讯,也是从凌晨2005:30三个半小时。第7次从凌晨1点多到6多,不让睡觉,连续审讯5个多小时。第8次讯问近5个小时后,仅仅休息1个多小时候,紧接着进行第9次讯问,连续5个多小时,不让睡觉。第10次讯问4个小时后,休息2个小时多一点后,紧接着进行第11次审讯,凌晨不让睡觉。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等”字,按法理解释,包括不让睡觉。以上事实,侦查机关是否涉嫌,只要查看珠海公安局刑警支队审讯室和珠海看守所的监控录像就一目了然了。

   (2)辱骂、恐吓。

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还包括利用王军华的家人来威胁。如“要不要把你老婆抓进来?要不要把你儿子也抓进来?”“他儿子带到哪了?”“要不要给你看你儿子戴手铐的录像!”

(3)精神和人身折磨。王军华陈述,侦查人员经常使用“侮辱人格的脏言脏语”,辱骂王军华的父母。其被关在“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密封的审讯室,坐在一个铁椅上几天几夜,加之长期灯光照射,使人经常晕迷、意志不清,加上我长期有病, 高血压190多、低血压110多、心脏病、神经性耳鸣、神经性耳聋、慢性胃病、慢性前列腺炎,这些全部有医院的证明。”但是对这样的,仍然进行两次连续五天五夜的审讯。

4)威胁株连家人王军华陈述,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还包括利用王军华的家人来威胁,如侦查人员吓唬称“要不要把你老婆抓进来?要不要把你儿子也抓进来?“他儿子带到哪了?”“要不要给你看你儿子戴手铐的录像!”侦查人员经常使用“侮辱人格的脏言脏语”,辱骂王军华的父母。

(5)串供、骗供、诱供

相关侦查人员还拿着同案嫌疑人的笔录念给王军华听,要求王军华照着写;在讯问过程中,承诺取保候审进行诱供。

   侦查人员拿着其他嫌疑人的口供念给王军华听,让其按照别人的口供写,并承诺“搞好就将军安公司所有人都放了,先办取保手续。”如果认为不属实的,还要王军华重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三)审讯地点违法

1998年公安部35号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45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将要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24小时必须送法定场所羁押。根据《讯问笔录》显示,王军华被抓后,2012年5月13日到5月17日,审讯地点一直都在公安局的审讯室,脱离看守所的目的,是为刑讯提供方便。到了5月17日,也就是拘留5天后才送至看守所。先在公安局审讯五天五夜的事实,结合王军华陈述和《讯问笔录》,基本可以确认,明显违法。

   (四)王军华对违法审讯进行了书面控告,并已向检察院陈述反映。

王军华已经提供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符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前提要件。

结合庭审,王军华被非法取证的事实,基本可以确认。根据两高三部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则》,在法庭辩论结束前,都可以启动违法证据排除程序(第五条)。本案的被告人提出了严重的控告。

王军华被非法取证的事实,需要当庭调查和结合审看录像,查明控告是否属实。根据“两高三部”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则》,合议庭应在法庭调查结束之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依法排除上述11份口供证据,认定其没有证据效力。所有事实,以他本人当庭陈述的为准。

(五)其他被告口供和证人证言同样存在违法取证问题。

被告王新华、彭立新、刘德涛、郭远生、万菁的口供和证言,也存在大量的强加于人、进行诱供、不如实记录、公安先写好逼被告签字、殴打万菁逼她按公安要求说(本人录像陈述证言)等严重违法事实。各被告都已经当庭控告。如刘德涛在二审第二天7月31日上午当庭陈述,根本没有向彭立新、万菁说过海上根本无沙可采的话(一审判决书P133)。请结合各被告的当庭澄清和其律师的质疑辩护,综合审定。排除违法不实的口供和证言。

(六)很多证言违背基本客观事实根本不可信

公安的侦查证据、检察的起诉证据和部分被法院采信的证据,违背基本的客观事实,漏洞百出。

一是编造虚假事实。比如,敲诈勒索罪证据认定中,侦查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认定,王军华等人敲诈勒索达5700余万元,其中敲诈梁敬全的“过路费”就达1700多万元,周锦煜近200万元。认定该两起过路费,一方面数额惊人,一方面仅有一份口供。没有任何收费方式、过程、单据、转账凭证、资金来源。是侦查机关没有常识吗?连有冤大头花1700万元买路都相信;是侦查机关不懂办案规程、证据规则吗?刑警队是公安机关的精英,刑警二大队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不会丧失常识到如此程度。

二是违背基本常识。连当地村民承包户自己都认为交承包费是合理的,侦查机关却硬给定性为暴力“敲诈勒索”。比如收取林财金红蚬包头费3000余万元,并又把林财金手下的船主重复计算,除举报笔录外,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连“红蚬包头费”这个名目都是侦查机关为定罪而发明的。因为当地从来没有这个说法,从来没有可能把红蚬同其他蚬分离出来,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是诬告人的编造,被公安不懂装懂地沿用。这片海域除了生产沙白、青口、毛螺等外,还生产“蚬仔”,蚬仔里面可能分成白蚬、红蚬,举报人和公安机关有什么高科技手段能把红蚬捞出而不碰白蚬?这个罪名除了用“诬陷”来描述,没有其他合理解释了。

三是完全颠倒黑白。例如,(1)非法到承包海域养蚝的蚝民,在军安公司养殖海域非法打蚝桩养蚝,军安公司四、五个值班人员喊了几声,不许他们养殖,即被认定为破坏生产,说给蚝民造成损失5000万元。(2)侦查机关在起诉意见书、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通篇认定军安公司对“凡过往该片海域的渔船收取路费、进场费、包头费等”,对“进行合法经营的过往船只”进行敲诈勒索,但庭审过程没有举出任何一份合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把拥有合法经营权的军安公司的为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报警、索赔等维权行为认定为“非法”、“敲诈勒索”,把偷取海砂、倾倒淤泥于养殖海域、破坏贝类生产的行为认定为合法经营行为,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到底是立场有问题,还是故意陷害?(3)政府违约,提前收回承包海域,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皆应赔偿,但侦查、公诉机关却把赔偿全部认定为诈骗(数额高达6000余万,为王军华成为全国最大“海霸”奠定了基础),即政府违约收回海面11000亩,可以不赔偿。

四是采信诬告证言。侦查机关对重大厉害关系人林新兴举报中违反常理的种种疑点、不实之处,视而不见;对整个高栏港区都公知的,林新兴与军安公司之间的长期利益冲突矛盾,视而不见。军安公司承包11万余亩海域后,政府已经明确公告废除了荷包村委会,依据“港区办复(19979号”文取得的养殖权。公安机关故意不收集金湾区“珠金渔函【200611号”文(一审律师已经举证),造成林新兴有权在军安公司承包的海域(大杧岛西)养蚝的假象。据此倒过来认定王军华等人“破坏生产”。林新兴与军安公司的矛盾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详细调查,包括军安公司承包11万亩海域之前,林新兴已经在此非法养蚝,军安公司的政府承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军安公司曾揭发林新兴等人试图骗取虚假养殖的国家补偿等。11万亩海域,本来由于滥捕滥捞,无人管理养护,乱采沙乱倒垃圾,已经严重水产枯竭。政府才发包给有实力的公司进行养护养殖。政府将海域承包给军安公司,很多历史上自由采捞的当地渔民、蚝民(如林新兴等)利益受损,矛盾产生,这本是政府的问题,而不能归责于军安公司。承包不当,协商解除收回就是。侦查机关本应充分、细致的区分、理顺利益矛盾纠葛,取舍有关证据,但他们不是这样。而是用有色眼镜看人,侦查中进行严重的有罪推定。

五是偏面采信证言。侦查机关在指控王军华犯罪时,收集的大量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词,和用违法手段收集的其他被告人的供述(王军华、刘德涛、刘锋、彭立新等被告当庭控诉侦查机关的逼供、诱供行为),主要用的是证明三角山海域、大杧岛附近三万亩海域,无沙白。或者无沙可采。提供给甘普华实际已经完成采砂三万亩海域无砂等。很多伪证一目了然,尤其是有利益关系的覃大欣、覃祖坪的证言更加荒诞,直接违反常识。其实承包海域有无沙白、有无砂源,不是告言词说法能够证明。凭实地检测、凭常识和公司的投入,就可看出,完全可以鉴定,为何非要用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被告(逼供、诱供)的言词来证明呢?

以上提出的伪证假证问题,有些已被检察机关公诉时当庭不举证,有些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但在此提出的意义在于,请二审法院充分注意到该案在立案、侦查、起诉过程中的大量非法的、非正常的行为,证明侦查机关不是在客观中立办案,根本不是在公正执法。而是严重有罪倾向性办案,为“诬陷”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陷入利益纠纷而办案。请二审法院在分析 、判断事实、适用法律时能够排除这些因素,严格审查证据。

(七)关于申请二审法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本审级中,我们已经申请法庭,对下列违法证据进行排除。

一、请求二审法院对下列被告人的供述做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

二、请求二审法院通过调取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结合录音录像、记录和讯问笔录,依法确认侦查机关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使被告人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所做的如下供述为非法证据:

1、2012年5月13日18时30分至2012年5月13日23时0分在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由珠海市公安局侦查员罗雪芬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唐少山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2、2012年5月14日1时0分至2012年5月14日2时30分在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由珠海市公安局拱北禁毒大队侦查员罗雪芬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唐少山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3、2012年5月14日5时0分至2012年5月14日7时0分在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由珠海市公安局侦查员罗雪芬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唐少山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4、2012年5月14日22时31分至2012年5月14日23时14分在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审讯室由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侦查员安岗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毛永东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5、2012年5月15日2时10分至2012年5月15日5时30分在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审讯室由珠海市公安局口岸分局禁毒大队侦查员杨义光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口岸分局禁毒大队陈宁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6、2012年5月17日15时0分至2012年5月17日16时3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侦查员宋旭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唐少山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7、2012年5月23日01时10分至2012年5月23日06时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侦查员杨义光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陈文亮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8、2012年5月23日19时50分至2012年5月23日23时4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侦查员张勇讯问,珠海市公安局曾建辉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9、2012年5月24日19时30分至2012年5月24日23时3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侦查员张勇讯问,珠海市公安局曾建辉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10、2012年5月25日01时50分至2012年5月25日02时2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侦查员陈文亮讯问,珠海市公安局杨义光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11、2012年5月26日14时20分至2012年5月26日17时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侦查员张勇讯问,珠海市公安局曾建辉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12、2012年6月8日10时30分至2012年6月8日12时3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黄*华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黄荣海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13、2012年6月11日15时30分至2012年6月11日17时30分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由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查员赖*春讯问,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黄荣海记录的讯问王军华的讯问笔录;

14、2012年5月14日,由唐少山、罗雪芬提取的王军华的《亲笔供述》。

三、请求法院依法对本案其他被告人王新华、彭立新、刘峰、刘德涛、覃忠田在公安机关所做供述做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

王军华、王新华、彭立新、刘峰、覃忠田等人涉嫌诈骗等罪将于2013年7月30日二审开庭审理。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王军华等被告及其辩护人均向一审法院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但是一审法院既不调取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讯问录像录音,也不核实侦查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的情况,更对被告人申请非法排除的证据不做任何认定,反而判决书中援引被告人受到威胁和刑讯逼供时所作的讯问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导致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所以,应当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二审期间,最高法院于2013年10月9日《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对违法证据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排除标准。第8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请二审合议庭严格掌握。

 

四、关于相关证人证言的虚假不实问题

 

     由于办案机关的有罪推定和带着倾向性办案, 除了非法审讯口供问题,本案很多证人证言都有非法取证、威胁取证、引诱取证问题。导致不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很多证言虚假,不能证明真相。

二审休庭四个多月,法院检察院没有调取到公安违法审讯的录像。应该按控方不能证明口供合法性,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为协助法院审查证人证言的合法性真实性,对各言辞证据分析如下。

1覃大欣、覃祖平等人证言的虚假性。金湾区法院在判决书中,使用了公安侦查的不成立的证据认定2009征收大荷包(第二次征收)补偿为“0”即征收补偿160万亩为诈骗,认定2010年征收军安公司高产区的补偿诈骗金额1743.8万元。金湾区法院使用了利害关系人的证言证词,覃大欣、覃祖平等人都是来自广西,因意外事故覃大欣的弟弟因意外死亡而开口要赔六十万元,军安公司自始至终都愿意赔偿,通过法院最后依法调解赔偿了二十三万元,因此怀恨在心,报复虚假作证。

 2、同案被告郭运生的口供的虚假性。在一审法庭上郭当庭陈述:他从来不知道鉴定抽样造假,是在看守所报纸上,才知道作假,并当庭提供《珠海特区报》的刊登本案的报道。而一审判决书他的口供说,王军华交代了王新华作假,这明显是自相矛盾,胡编乱造。王新华在评估前两天根本就没有回公司,没有碰到过王军华。评估时间也并非军安公司确定,评估单位是高栏委托,完全是高栏确定评估时间,又何来提前两天开会作假准备?

3、梁丽云的证词虚假性。梁的证言及其提供的《资金结算表》不能证明真实情况。资金结算表原是每日现金流量表,为了防止财务人员有贪污行为专门设立的监督表,不是正规的财务凭证。军安公司2005年文蛤大量的收益,产量是国内产量的35%。仅控制性生产贝类收益就已超过利润约七千万元,而公司财务上是无法显示该收益的。高栏几千万的补偿,也是委托支付款而不经公司财务,从判决书中提出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从公司吴宇颖财务报表就能知道每年的成本开支就有一千多万。梁丽云的证词不是真实的,是没有依据的,金湾法院认定2010年征收补偿金额是错误的,应由国家资质的评估签定机构认定实际赔偿金额。

4、霍丹丹的证言的虚假性。她是受公安威胁引诱,作了虚假的证词。她从来就没有去过养殖海面,也根本就不参与生产、经营、项目管理,也不是公司财务人员,也不是养殖部门的工作人员。她能证明没有沙白、蚝、毛螺、蓝蛤、青口等贝类产品吗? 2009年,2010年,她根本没有在海面现场上班。她根本就不知情。她说在办公室偷听到王军华、王新华等人小声议论,王森说:“采用提前拖沙白的方法对付评估。”请问什么时间?到底有哪些人参加?霍丹丹的证言与郭运生的证言相互矛盾、前后矛盾。二人的证言没有时间,没有关联前后语言,都是“听说”,根本就没有事实的证言来证明王军华指挥安排操纵弄虚作假评估。

5、万菁的证言也是不真实的。她只是一个来大时代公司实习的学生,2009年,是前台、档案室的管理员。不懂军安养殖海域养了哪些贝类?养了什么海产品?海面海域她根本就没有去过,根本不知道海域养殖在哪里。她怎么知道“军安公司好多年没有沙白、贝类这一类的收入”,她还在学校读书,怎么知道军安公司的经营情况?在一审法庭庭审期间,万箐当庭诉说她是被公安逼来珠海的,被禁止不让给任何人电话,不允许与任何人见面,临时带到金湾区法院被逼迫担任军安公司、军信公司、警盾公司三家单位诉讼代表人。她本人当庭哭诉是被逼的。她也当庭声称,自己不是军安公司的人,是时代集团公司的员工。不知道军安公司在哪里办公,也不知道高栏情况。一审判决书77页称其知道2010年补偿这件事,是不真实的。

6、秦立军、李婵、卢祯宣、覃祖坪都是利害关系证人,是非法占海养殖户。他们证言自相矛盾,故意诬告,漏洞百出,秦立军说2009年搬了大量的沙白到十几条船上,法院查一下中国水产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的记录就知道,抽检只有几条船。是否十几条船?有没有沙白数量?指定哪个海域?拖回到指定的哪个地方?一审判决书75页没有说明事实。此证言不可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李婵、卢祯宣、覃祖坪的证言每条船1000斤,这种船根本不能拉这么多。

7、刘锋的口供证言已经当庭自已否定。王军华根本没有开大会造假,没有安排人造假,而且这个海域、这些地点王完全不知情,也不管具体生产,根本就没有去海上也没有去高栏。2009年(即第二次征收)刘锋去配合评估,因政府没有请阳江船,安排作假走形式,王新华刘锋都说过。同王军华无关,毫不知情。刘锋说:“是高栏领导取消了军安公司评估,要求军安公司支持,按荷包村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同时高栏多位领导都向我讲过这个事实。”

8、郭运生的口供虚假。金湾区法院判决书中67页中说王军华安排郭运生负责接洽,王新华配合作假。郭运生受公司分工安排,王新华因分工管理养殖部门,安排郭负责配合高栏征收评估工作,从未受王军华直接安排。

9、党进金的口供虚假问题。一方面说军安公司没有投资,而另一方面证明了在几个月前,军安公司已投放了二十多车沙白苗!每车都在20吨,共400多吨。再证明其和妻子在“三万亩”海域拖了约1000斤左右。根据军安公司与政府合同,军安公司几个月前投苗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常的生产经营与几个月后的征收没有必然联系,正常的养殖必须要投苗,这是正常的养殖,同作假投放没有关系。所以党进金的证言,足以证明了三万亩高产区的依据。

10、黄立春的口供,是“听说”有作假,“听说”的证言能信吗?

11、彭立新的口供,没有证明王军华造假。充分证明军安公司投放了大量沙白,三角山一带海域和三万亩海域,这都是重点高产区,沙白是移动生物,会每年在产卵季节产下大量的种苗,会随着环境的条件在整个养殖场自然分散开,因这是贝类习性决定的,这就说明了军安公司的投资合法性的事实。

 

五、关于辩方一审、二审举证能够证明的真相

 

我们一审时,向法庭提供了大量的辩方证据,并申请了调取证据。一审控方对这些扎实的证据,采取了一概否定的强词夺理的质证方法。一审法院合议庭非常负责地将这些辩方证据,都写进了《判决书》,并很准确地记录了我们的证明目的。(P57-62)这些证据具备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要件。二审中,我们又针对各罪举了新的能够证明王军华无罪的证据。向法庭提供了海图和被甘普华的华澳公司实际采砂的海底委托测量的证据。我们期望法庭高度重视,并作为二审判断事实真相的证据。

辩方一审证据目录和能够证明的案情事实

治安综合治理

编号

证据名称

证明内容

第一组证据

军安集团(王军华)承包金湾区浅海滩涂经营权前财产状况。

证明军安集团承包金湾区浅海滩涂前王军华的经历以及财产的累计状况,驳斥公安机关四处宣扬的王军华承包海域前没有经济实力,靠非法承包该片海域非法敛财。

第二组证据

军安集团合法取得金湾区浅海滩涂经营权证据清单。

证明军安公司取得金湾区浅海滩涂经营权是通过公开透明的政府招投标中标获得的。驳斥公安机关认定及四处宣扬的王军华是通过非法手段霸占该片海域。

第三组证据

军安集团承包金湾区浅海滩涂经营权后的投入清单。

证明军安公司取得金湾区浅海滩涂经营权后,累计投入已经超过6000万元,并以养殖销售文蛤(沙白)、蓝蛤(蚬仔)、牡蛎(蚝)为主要收入来源。驳斥公安机关认定以及四处宣扬的军安公司靠敲诈勒索、破坏生产经营收费维持公司的运作。

第四组证据

驳斥指控王军华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证据清单。

证明王军华(军安公司)在承包海域期间无一起暴力冲突事件,无欺压当地渔民情况,其一切行为都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实施的。以及其为了管理承包海域多次向高栏港派出所、边防派出所、市公安局报警要求制止外地渔民强行霸占其合法承包海域的事实。驳斥公安机关认定及四处宣扬的王军华欺行霸市、敲诈勒索过往船只、强行收取过路费、阻止蚝民搬蚝导致损失3800余万元。

第五组证据

军安集团合法取得采砂证证据清单。

证明自2002年至2009年,军安集团合法取得的采砂许可证达17张,许可采沙量已经超过448万方。

第六组证据

驳斥王军华涉嫌诈骗之证据清单。

证明2009年政府征用“三虎围”海域是先进场施工后进行补偿,未实施作假行为,同时证明军安公司承包的约11万亩海域非常事宜文蛤等贝类的生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对其整体产值的评估高达8.47亿元。驳斥公安机关认定以及对外宣传的军安公司在承包海域并无文蛤,通过作假而骗取政府补偿金。

第七组证据

驳斥王军华涉嫌合同诈骗之证据清单。

证明所谓被害人珠海华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与珠海华众砂石有限公司签订采砂合同后并非无砂可采。实际上华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已经完成“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北区造地工程”的吹填砂工程的300万方海砂的交付。

二审补充的新证据

证据编号

证据一

证据名称:

荷包村征用补偿协议书3份

证明要点:

高栏港管委会和荷包村委的补偿协议,文蛤每亩价格3686元。而军安公司同样海域得到的补偿第二次实际只有每亩3384.82元。(2009年3月取样,5月18日协议,8月3日出评估报告)诈骗何来?

证据二

 

珠海高栏港经济管委会《三角山海域用海补偿标准评估报告》处理函

证明补偿标准的形成过程,根本不是根据抽样检测评估报告,而是政府机关通过协商决定,最后一直是政府单方主动压补偿标准。根本没有根据抽样结论。有无抽样作假不影响最后补偿。不构成诈骗。

证据三、四、五

珠海市海洋局《评估情况报告》、《会议纪要》

军安海域是海养丰产区。损失实际存在应受补偿。不存在虚假诈骗。

证据六

珠海高栏港经济管委会《文件呈报表》

证明南海水产研究院是海洋渔业局单方委托进行鉴定评估。军安公司没有选择权。完全政府单方行为。

证据七

高栏港管委会科员

张荷阳讯问笔录

调取自张荷阳和周建生职务犯罪案卷。陈述:“评估涉及荷包村和军安公司,军安公司的评估赔偿没有荷包村高(每亩差几百元),有些不满,可能会上访”。

证据八

高栏区海洋局长

黄飞询问笔录

调取自张荷阳和周建生职务犯罪案卷。陈述:“军安公司的补偿标准3300多元,荷包村的要略高一点。”

证据九

高栏区海洋局主任科员周建生询问笔录

调取自张荷阳和周建生职务犯罪案卷。陈述:“评估前海洋局、渔政队给了军安放养文蛤的照片,渔民说三角山附近海域是日进万金的地方。”评估单位是政府单方委托的。

证据十

同案党进金讯问笔录

证明海域抽样中的事实,是彭立新安排他去的,同王军华无关。证明三万亩海域的产量比较高

一二审的这些证据,充分证明:

第一,这片11万余亩的海域,是军安公司拥有15年承包权的海域。所有的本案事实,都发生在合法权属存在期间,是他人侵犯了军安公司的合法权益。现在,合法的成了非法的,非法侵犯的成了被害人,颠倒了黑白

第二,一审公诉人认为海域权是有争议的,我们指出这是不了解基本的行政法规定和海域管理法规定的“县以上发证”的法条,以及政府征用、管理、发包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也否定了控方的这一观点,认定海域权没有争议。

村里在政府已经征用发包、已经公告不得续包后的违法占海行为,公安、检察机关是不能保护的。这种指控是为指控而指控,颠倒了黑白。村民对征用有意见,应该找政府进行行政诉讼,而不能直接对抗军安公司,公安检察作为公权力,更不能直接对抗政府的征用行为,说政府是违法的,村民的占用是合法的。

还有说军安公司对侵害人行为“扬言报警、报请政府机关来处理”倒淤泥行为,偷沙行为,也理解为是“敲诈勒索”的“威胁行为”,是违背了基本的是非观,和行政法、刑法的知识。

第三,所有的公司举证多为原件,是因为珠海公安将军安公司的所有账册、票据、执照、文件、证书都查抄走了。但是公安不如实向检察机关移交,也不客观审计,隐瞒了能够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如果控方怀疑真实性,可以由法庭向公安机关调取要求他移送。也可以向相关发证政府调查。

第四,所有的纠纷发生,军安公司都是先寻求政府和公安机关处理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别人非法的侵权导致的。

第五,非法侵害,都对军安公司的财产权、管理权造成了损害。公安的不得非法侵害军安海域的《公告》,是客观发布、客观存在的。办案机关自己的行为,为了组织本案罪名,都可以隐瞒,故意否定。

第六,证明承包前王军华有3000余万资产,证明有数千万的养殖种苗投放,是为了证明军安公司没有任何仗势欺人聚财,而是合法经营的公司。

关于我们申请法院调取的五份证据,我们感谢法院重视申请依法调取。但是当年受理报案的这些公安机关,没有如实提供和完整提供,特别是报案记录没有如实复印。但是,边防派出所的两份证据,证明了偷沙的报警事实、军安海域被偷沙、偷蚬、边防出警的事实。向政法委调取的证据,证明了军安公司反映被黑恶势力诬告、骚扰、敲诈的事实。

这些证据,是很重要的基本事实证据,请法庭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公安机关带指令办案,偏向办案,有罪推定办案的环境下,这些真相证据,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六、关于具体各罪的辩护

 

(一)王军华不构成“诈骗罪”

 

    《起诉书》称,“军安公司通过造假的方式,虚构事实,虚高评估价格,先后5次诈骗高栏港区管委会赔偿款共计6305.1万元。”是典型的认定事实不清。

    本案所谓诈骗,是指诈骗政府的海域征用的补偿费。指控的情节有五次。五次补偿只有两次抽样有弄虚作假。五次细列如下:

     1、第一次1755亩,完全由政府组织评估和定补偿价,每亩赔偿6649元,共补偿1167万元,军安公司没有任何虚构和作假行为。

     2、第二次473亩,军安公司员工在评估采样过程中有作假行为但被采用。未赔偿标准是政府一口价确定的,一是没有按所谓的“造假采样”的标准赔偿,直接比照承包海域邻近的荷包村的标准进行赔偿,二是赔偿标准每亩3384.82元仅相当于上次赔偿标准的一半(没有证据证明荷包村的标准是作假产生的),此次赔偿共160万元。

     3、第三次927亩,军安公司没有参与任何评估过程,政府一口价赔偿298万元。此次是参照对荷包村渔民的赔偿标准赔偿的,该工程是先开工、后补偿,根本无法评估。

     4、第四次8563亩,军安公司在评估采样过程中有虚报和作假行为,但被采用。评估报告从未向军安公司出示,政府和军安公司通过讨价还价,将赔偿数额定在3800万元(相当于每亩4437元,也远远低于第一次赔偿的6449/亩),这次定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赵建国书记、管委会主任卢小凤、副主任陈幸福、主任助理财政局长王晨辉、高栏港海洋局局长黄飞等领导皆参与了谈判。

     事实上,本次征用补偿共召开了三次协商会议,一次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赵建国电话指示。(1)第一次协商会议在珠海市区帝苑酒楼珠海厅召开,陈幸福主持会议,黄飞、周建生、张荷阳等人参加,军安公司派员参会,会议决定初步按2008年高栏港征用标准6000多元每亩向港区管委会领导报告,由管委会领导研究讨论决定补偿标准。(2)第二次协商会议是在珠海市吉大粤财假日酒店二十四楼高栏港招商处会议厅召开,管委会主任卢晓凤主持会议,陈幸福、黄飞、张荷阳等人参会,会议决定初步按4000元每亩标准进行补偿,丹药上报管委会主要领导和集体讨论决定最终补偿标准。(3)次日上午,港区管委会书记赵建国来电,要求军安公司在第二次协商会议拟定标准基础上再下降200万元,王军华同意。(4)第三次协商会议地点同第二次,据陈幸福称,这次会议主要是 根据港区管委会领导的指示,尽快落实补偿标准和支付办法,会议决定:按照4000多元每亩标准进行, 共计3800万元,按三年时间分期分批,每季度支付一次的办法支付补偿款。因此,此次补偿结果完全是双方多次协商的结果,根本和评估报告无关。

    5、第五次1983亩,总赔偿款项为879.9237万元,相当每亩4437元。第五次中,没有评估,军安公司没有参与任何评估过程,也未虚构事实。

上述两次作假,有行为但最终没有被采用。实际是政府单方定价补偿,不能构成诈骗。

 

这两起被一审法院认定诈骗犯罪的情节,王军华完全没有责任,不构成共同参与诈骗犯罪。

一,王军华从来不知情,从来没有指使;所谓同其弟王新华有过商量,完全是违法口供虚构出来的。王军华的供述,是侦查人员一句句教王军华写的,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庭审中已经完全查明。王新华也当庭澄清。

王军华《自辩书》中说:本人无能力作假,十年来去高栏经济区不到十次,一次也没去过海上,根本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位置,更不懂养殖技术和生产作业过程!也不懂经营管理销售业务。就凭我五十岁有多的经验和社会阅历,以及较为成功的企业家来讲,用这种方式作假低下、愚蠢、风险高、知情者多,后患无穷!因此我是不会去干这种没有智慧事情的,如果想作假应该是去动数字脑筋,没有必要这么笨拙!

即使按王军华被迫的不合法口供,他也只是说在招待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研究所工作人员时,告诉总裁助理刘锋“一定要招待好……希望能提高评估价格”,同时和工作人员“提出要多多支持我们公司,将评估价格尽量提高点”这并未授意刘锋去造假。王新华在讯问笔录中确认其参与两次沙白造假行为,没有同王军华通气商量过,王军华从来不直接参与公司具体事务管理。且起意是其提出的,不是王军华提出的,王军华自始至终也没有执行造价行为。

王军华在一审《自辩书》中说:2009年(第二次征收)评估的真相是,高栏海洋局已约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来高栏评估,而高栏海洋局明知道珠海的渔船是拖捕采样不了的!而我们提前很早就汇报了阳江船才能拖捕采样评估。他们已很清楚事实,但高栏海洋局为了尽快完成评估,加快政府项目建设,要求我们配合,想想办法、做做样子,走走形式就行了。因此我们在无奈情况下去配合高栏海洋局去做样子走形式。没有想到今天被公安陷害为“诈骗”。在审讯期间公安不听解释,一定要逼我认定诈骗。至今本人也不知道如何去认。公安引诱骗供说,你是老板,你不懂作假很正常,但是你安排的就行了!我说我没有安排任何人作假!公安说,那刘锋、王新华的工作分工是不是你安排的。一种强盗的逻辑,陷害我必须承认安排,否则就是又抓我妻子和儿子、恐吓和威胁、十天十夜不让睡觉、不正常喝水、不给正常用餐、上洗手间也不能正常。请问这不是刑讯逼供吗?2009年的征收(第二次征收)事实真相是高栏海洋局安排的配合作假,与军安公司没有关系!军安公司没有作假。

事实在本次评估事情上,是张荷阳、评估单位张汉华主任和军安公司刘锋到现场的,对于全过程因我不在现场,根本不知情。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这个被征收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次是政府要求我们配合作假。

    二,海域征用补偿费是合法的,不因有没有养殖物损失为主要依据,哪怕没有一颗蚬蛤的损失,也要补偿;这是《海域使用法》明确规定的。一审判决书已经写明。原审判决书第84页“军安公司取得海域承包经营权并获得政府征收补偿费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本节相关证据:1、珠海军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珠金府(海)养证20030001号)20032月发证,发证单位:金湾区人民政府,每年年检至20132月。2、军安公司与金湾区海洋与渔业局签订的《金湾区南水浅海滩涂生态环境保护贝类增养殖投资开发合同书》。证明:(1)军安公司合同有效期为15年,至今尚未到期;(2)合同第四条第3项约定内容为不得影响海区航道即过往船只的正常航行和安全,应当允许有合法手续的渔船进入从事除约定贝类增养殖之外的其他渔业作业,并非允许有害通行和破坏性作业。(3)合同第八条第3项要求军安公司依照和遵守《广东省浅海滩涂水产增养殖保护管理规定》,而该《规定》第11条明确要求其他船只航行作业时应当避让养殖区,驶入养殖区造成经济损失的,养殖生产者有权要求赔偿。3高栏港区管委会海洋和农渔局《关于征用养殖海域的通知》、《关于清理黄茅海海域海上养殖的函》,证明他人养殖侵占的非法性。

三,抽样报告没有一个是军安公司自己委托的,政府补偿方占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决定权。抽样鉴定都是政府委托的。没有一份送达给军安公司,都是政府单方控制、由于鉴定出来的补偿费标准超过政府想给的,结果都被废除不用。王军华《自辩书》中说:此次征收评估前军安公司就已知会(告知)高栏海洋局,本次征收区域水较深点,贝类产品有几种,但要提前请阳江渔船生产。(珠海渔船捕捞单一,不能在此水状况下生产)高栏海洋局黄飞局长、周健生副局长、张荷阳、高栏经济区副主任陈幸福都知道这个客观的事实情况。他们说,原定今年没有这次征收任务和资金计划安排,高栏经济区资金有些困难,没有钱请船,且时间又来不及,只能象征性地走走过场,这是高栏海洋局黄飞局长、周健生副局长的意见,他们说评估是个形式,评再高都没有用,都是最后领导说多少就多少,是以双方最后确定为准。

四,补偿费的多少,同两次抽样没有直接关联,抽样结果都没有实际被用作补偿标准。最终政府并没有按抽样条件进行补偿;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珠海市南水三角山海域贝类养殖区用海赔偿标准评估报告》、《珠海市荷包岛及附近海域贝类养殖区用海赔偿标准评估报告》、《珠海市高栏港装备制造北区贝类养殖补偿标准评估报告》、 军安公司《关于评估征用养殖海域补偿标准的申请》、 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会议纪要》、《补偿情况报告》、高栏港区管委会与军安公司补偿《协议书》,上述材料证明,所有补偿费用发放是经过合法程序的。根本不是根据抽样结果进行的。补充协议书确定的补偿费用,是依据管委会会议研究确定的数额,而不是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没有实际被采用。2高栏港管委会《关于珠海高栏港区南水三角山海域贝类养殖区用海补偿标准评估报告处理意见的函》、珠海海洋与渔业局《复函》,说明,虽然谈到按评估报告为依据,但实际操作中是管委会会议研究的结果,并非按照评估报告直接付款。王军华自辩中说:本次征收海域与荷包村所征收的海域紧密相连,高栏港经济区陈幸福、黄飞、周健生、张荷阳等领导及刘锋都亲自说过:“取消了这次评估,因军安公司被征收面积小,要我们带头拥护支持体谅政府困难,要求我们同意按荷包村所征收补偿标准一样的价格进行补偿,以免这些村民无理取闹,有意见乱上访,给政府添麻烦!”我们已表示了坚决拥护、坚决支持!支持高栏政府的决定,同意按荷包村同期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价格为每亩3384.82元,高栏政府领导和张汉华(评估单位负责人)也多次说过,两个水域相连,一样价格标准,让军安公司高姿态。这些情况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就已讲过了!张汉华还说过“评估没有什么意义,都是高栏政府领导说了算!他们说多少就多少,他们只是配合高栏政府走形式!”

关于第四次补偿,数额最大,王军华对经过有详细的自辩,请法庭高度重视这一真相:

 2010年(第四次征收)征收海域是“三万亩”,是养殖高产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一审判决中认定是诈骗。首先本人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也不懂评估拖捕采样测评抽检、计算方法。也不知如何计算标准,更不知道如何作假。连海域的位置地点至今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在一审过程中,本人已经讲过,是孙泽平等人的骗供诱供和刑讯逼供,是孙泽平拿着别人的口供(利害关系人)一句一句让我抄写的,孙泽平承诺放了军安公司所有被抓员工,承诺本人取保回家,然后让领导打个招呼就终止此事了。而真实的情况是高栏政府与军安公司多次开会讨论协商的结果!

本次征收补偿共召开了三次协商会议,一次赵建国常委(时任副市长兼高栏书记)电话指示,才最终决定的补偿标准!这次补偿协商会议高栏有多位领导参加了洽谈协商。政府主要领导有:珠海市常委会高栏管委会书记赵建国、高栏经济区管委会主任芦晓凤、高栏经济区管委会主任助理财政局长王晨辉、高栏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幸福、高栏海洋局局长黄飞、副局长周健生、张荷阳等人。

第一次洽谈协商会议是在珠海市区帝苑酒楼珠海厅召开,高栏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主持会议、高栏海洋局局长黄飞、副局长周健生、张荷阳等人参加,军安公司派人参加会议,会议气氛良好!会议决定初步按2008年高栏征收标准每6000多元/亩,向高栏经济区管委会领导报告,由高栏经济区管委会领导研究讨论决定补偿标准。

第二次洽谈协商会议,是在珠海市吉大粤财假日酒店二十四楼,高栏港招商处会议厅召开,高栏经济区管委会主任芦晓凤亲自主持会议,高栏港经济管委会,有陈幸福副主任,高栏海洋局局长黄飞、张荷阳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气氛良好,会议决定按4000多元/亩标准进行补偿,但要上报高栏经济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和集体讨论决定最终稿补偿标准。

次日上午九点左右,珠海市委常委高栏管委会书记赵建国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内容是要求军安公司在第二次会议的初定标准上再降二百万元,我当即就答应了赵常委的要求,并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同样要等到高栏经济区管委会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次洽谈协商会议是在珠海市吉大粤财假日酒店二十四楼,高栏港招商处会议厅召开,这次会议是晚上九点进行,据陈幸福副主任说是赵常委的指示,要求尽快洽谈协商好征收补偿标准和支付赔偿款的办法,陈幸福副主任主持会议,高栏经济区主任助理、财政局长王晨辉、高栏海洋局长黄飞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根据高栏管委会领导的指示,尽快落实补偿标准和补偿款的支付办法,领导决定(高栏管委会决定)按每亩4000多元标准给予补偿,共计三千八百万元,按三年时间,分期分批每季度支付一次的办法支付补偿款,要求军安公司理解和支持高栏的发展,体谅政府困难,军安公司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在多次的洽谈协商下,双方签定了征收补偿协议,至今仍有600万征收补偿款未支付,而此项高栏经济区征收项目工程建设早已完工。

军安公司在高栏政府的征收补偿事情上,从来都是服从,所有的征收项目,都是先进行开工建设,再进行征收补偿,一般都是一年后支付,长的三年后仍未支付完。

这样的政府协商过程,一再压价,再说军安公司是在诈骗政府,公理何在?政府怎么可能会被骗?一审认定完全是在以偏概全想当然办案。只看到了虚假抽样这样一个没有被采信的情节,只见树叶不见森林。

五,公安委托的重新评估结论虚假不真实违法无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院《进行重新评估的评估报告》:荷包岛及附近海域的军安公司在该片文蛤的养殖亩产为0;高栏港经济区附近海域军安公司在该片区的文蛤养殖亩产为85.2kg.亩产值为715.68元。这一重新评估完全是屈从办案要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没有客观依据也违背海洋客观生物知识。同一个研究院得出的结论竟然如此大反差。重新评估时间为201279日,时间相差几年。没有看到委托评估手续、没有实际评估方法和采样数据,没有参与评估的人员名单和资质证明。重新评估报告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属无效证据。

    六、本案中,军安公司获得的赔偿,不足以补偿其实际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0条:“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依照前款规定在海域使用权期满前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对海域使用权人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有类似规定。但,有关补偿标准和项目问题,前述国家和广东省法规与条例均未明确规定。无论如何,应当坚持公平合理原则。当时政府征用的海域包括了荷包村的养殖海域,这两片海域是相连的,环境一致,为什么荷包村得到了补偿不算诈骗,军安公司却算诈骗?上述人多次强调,这次补偿完全是按荷包村的补偿标准补偿的。

本案证人梁丽云、霍丹丹的没有养殖投入的证言,是不真实虚假的。手写说明的《资金结算表》证实的近几年沙白的收入情况根本不真实、不全面,不是军安公司真实账册。梁丽云还曾证明过军安公司根本没有撒过沙白苗,可信吗?根据这个不可靠、不真实的材料定的数据怎么可能来确定政府应该补偿多少违约补偿款呢?

军安公司承包高栏港南水至三角山一带海域是通过政府的正式招投标竞得,并签订了正式的《金湾区南水浅海滩涂生态环境保护贝类增养殖投资开发合同》。军安公司是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特定水域的养殖使用权的,对原承包海域的使用即产生相应的预期利益。为此,军安公司组织了科研、水产部门进行了大量论证、研究,成立了水产基地,构筑了一定的养殖设施,投入大量资金、人力进行水产养殖、养护。仅2003年投放的沙白种苗就达500多吨,价值800多万元,之后数年皆有投放;且,投放过程皆有珠海金湾去海洋渔业部门、渔政部门的见证。因此,一旦该海域被征用,则其投入的种苗和养殖设施的价值即受到相应的损害,同时其预期利益亦不复存在。

因此,应当且可以参照《福建省海域使用补偿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收回海域使用权,应当支付海域补偿费、种苗和海域附着物补偿费。”第八条规定,“海域补偿费等于海域补偿标准基数乘以海域等级系数。”沙白属于滩涂海水养殖,根据前办法附件中规定的标准基数为每亩3000元;另,海域等级系数暂按最低的1.0计算。又,本案中政府五次合计征收军安公司海域13701亩。则,本案中的海域占用补偿费即4110.3万元。(计算公方式:3000*13701=41103000元)。这还没有计算实际的养殖贝类损失。本案补偿只单一评了贝类,没有赔上述预期收入。正常的补偿还应包括其它贝类产品如蚬仔、毛螺、青口等补偿,还应包括合同未到期的预期利益,还应包括施工对附近贝类产品的污染造成的损失(这一点南海研究所的报告有论述)。本案中,军安公司实际获得补偿为4805.2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军安公司在本案中获得的仅仅是可能约等于实际总损失,甚至还比总损失还少。

综上,本安军安公司没有虚构事实骗取补偿金,两次抽样的作假没有被政府实际采用。没有成为诈骗的阶段利用体。实际补偿没有虚假冒领。相反是少补了。王军华完全没有参与、授意作假行为,完全不知情,更没有任何个人责任。不构成诈骗罪。

 

(二)王军华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本罪,我上面分析一审判决错误的辩护意见中已经陈述,黄琦鑫律师辩护词中已经详细展开,我不多重复。书面提交辩护意见,庭辩中对若干要点补充说一下。

     1、本案的非法经营罪,是以单位犯罪判的。王军华作为法定代表人承担责任。而单位犯罪,本案一审已经当庭裁定中止审理,没有恢复审理。现在却未经审判,直接作出了判决。这一程序从基础上的就错了。这一项判决应当纠正撤销。

      2、没有经过侦查、起诉、辩护,程序违法。这个问题在第一部分中已经分析,不再重复。这是没有侦查、没有起诉、没有辩护过的罪名,一审法院直接将非法采矿罪,改变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很多侦查证据目的不同,要件不同。没有保护质证权、辩护权,直接构成程序违法。定罪不当。同时,非法经营罪的证据并没有一份侦查收集。非法采矿的证据,并不能直接移用到非法经营罪。证据体系的证明对象、待证事实、证明目的,都是不同的。

     3、军安公司有合法采砂经营权,是合法经营。不构成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要审查的,是不是超范围经营,而不是有没有采矿证经营。而采砂经营权,军安公司是经过多年多次行政主管机关批准的,有22本证,是合法经营。军安及其附属公司共拥有22张合法的采砂证,根据《判决书》的认定(113-115页)统计如下:2007年5月25日,4万方;2007年8月2日,10万方;军信,4万方;军安,10万方;2007年11月15日,警盾10万方;军信,10万方;军安,10万方;2007年11月28日,警盾20万方;军信,20万方;军安,20万方;2007年12月25日,军安20万方;军信,20万方;巴菲,20万方;2009年2月18日,警盾10万方。另省水利厅批准的证:2005年12月15日,20万方;2006年,警盾公司20万方;2007年1月15日,200万方。以上采砂证合法的采砂量共计918万立方。2008年以后,军安公司仍然在向政府有关部门中领采砂证,也在政府网站上公示,只是政府一直未予答复。之后,许多采砂船在军安公司承包区域采砂,军安公司无法制止,只能收取补偿费。

     4、审查是河道采砂,还是海域采砂,只有非法采矿罪,有范围要求,才有必要审查。对于公司经营范围的审查,已经没有必要。在一审时,由于是审非法采矿,所以费了很多时间查在哪里采砂问题。而非法经营,只要审查这个公司有没有采矿权,有没有行政许可,有没有经营范围。一审法院判决说:(判决书119-120页)“河道采砂是指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挖沙、采石、取土,由此可见,海砂开采许可证和河沙开采许可证是不同的发证主体,持河道采砂许可证只允许在河道范围内采砂,无权开采海砂。” “只有两张采砂证共40万立方的采砂量与承包海域出现重合”,其审理思路,仍然是按非法采矿罪在审查。请二审法庭注意采砂证上的经纬度要求,全部在珠海黄茅海域的出海口,都是在军安公司承包海域的周边或有所重合。所谓的采海砂,不过是河道冲到出海口的砂,请问谁能区分这是“海砂还是河砂”?因此,不管是台山水利局、珠海水利局还是省水利厅,只要发证机关没有违法发证,证是真实的,它确定的经纬度地点不论在出海口还是河道,都是合法经营的。

     5、经营所得,法院认定高于公安、检察起诉的数据,计算错误。公诉机关只起诉了17家单位和个人,海沙经营金额全部相加只有3114万元,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了3893.9万元,有些根本无法证实、侦查机关也未核实的单位的付款也被认定为买卖海砂。军安公司2005年以后的采砂证共涉及200多万立方,采砂时,公司登记是没有做“有证卖砂”和“无证卖砂”的记录的,公诉机关应出示哪些是无证卖砂,才能追诉军安公司。否则就必须在总额中予以扣除。

梁丽云所统计的海砂款是不真实的,无论从付款单据、收据还是资金几个方面算,砂款每次的数额都不一样。根据王军华和覃忠田的记忆,砂款总额只有2600万左右,何来的3900万元?请二审法庭注意的是,梁丽云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多次出现在证人名单里,为侦查机关作证指控公司,每次砂款都经她手,所谓“敲诈勒索”的款项也经她手,她为什么会置身事外,以证人的身份出现?煮饭的职工都按黑社会起诉了。她显然以诬告作证换来了不追究。

     6、到军安海域采砂用砂的,都是政府工程。长期进行,政府明知,从未非法经营提醒和告知。军安是被采沙。不是要擅自采沙(判决书P125-127)采的主体是政府中标企业,为什么不去进行批准?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15家企业是政府工程承包商,那他们是否是非法经营,那政府算不算非法经营?这个沙都是政府买去填海了!这15家企业都是存在主动采砂卖砂故意,而军安公司却是被动无奈收取微弱的损害赔偿费。军安只是收取海域被采无法养殖的赔偿费。非法采沙的是政府。王军华说:为了保护养殖海域,虽然有三位市长及四位局长和高栏领导的打招呼采砂,但军安公司还是将这些采砂企业调离到与台山交界海域进行,如果为了卖沙,会硬性让他们去那么远采砂吗?不符合营利商业模式!如果只顾卖沙也不会在近几年高栏高峰填海工程时期而禁止别人入场破坏采砂,也不会因此导致120多人冲场子(附投诉和采砂图片)。军安放弃巨大利益而不顾吗?

 军安公司不是贩卖海砂,没有贩卖的商业构成要件,如果去市场买再去卖才是贩卖。军安公司客观事实是收取损害赔偿费,不是贩卖海砂,没有贩卖市场,没有贩卖所得高利润,如果是贩卖用不着只收取2—3元/立方,卖到工地可达100元/立方左右(可以看高栏港招标文件即市场价格),如果真正为了卖砂,可以直接卖去工地(工地全部是水陆相连),既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回报,也不用得罪市领导和及利益集团。

 7、军安公司没有扰乱市场秩序。非法经营罪的侵犯客体是市场经营秩序,不是海砂资源。军安没有影响流通经营市场。一审中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原审(审判决书127页)所认定的“趁高栏港区各大工程建设需要海砂之机,大肆贩卖承包海域的海砂,垄断各大工程海砂买卖市场,严重扰乱了海砂市场管理秩序。”试问:1、有何证据证明“垄断各大工程海沙买卖市场”,原审法院是否知道珠海各大工程的用砂量有多大?仅就本案而言,甘普华在三一重工海洋基地工程的吹砂量就达到2000万方,按照其与泛鑫公司约定的3元/方计算,涉及金额就达6000万元,而起诉书指控王军华贩卖海沙所得全部才3100万元,而且是从2005年至今,长达7年,连一个工程填海的海沙量都不够,何谈垄断各大工程?2、纵观本案全部证据,那个证据表明11万亩海域基本无砂可采?如果无砂可采,三万亩、三角山的沙白如何生长。原审法院考量过没有,11万亩海域得采多少方的海沙?如果11万亩的海底平均有10米厚的海沙,方量就有七亿三千三百二十六万方的海沙。以王军华七年开采1000万方计算,无砂可采完全是想当然。法院没有鉴定,怎知无砂可采?事实是根本没有任何市场秩序可以扰乱,只有一个买方就是政府。而军安公司根本不想卖,只想养殖。是被动地服从政府工程需要。

     8、本罪证据和“合同诈骗罪”的证据自相矛盾。互相抵销。合同诈骗罪中,控方努力证明无砂可采。本罪中,又证明任何海域都有大量海砂开采,并进行了出卖。原审(审判决书127页)所认定: “致使所承包的11万亩海域基本无海砂可采,实属情节严重。”而本节事实是有大量的海砂采出来,现在仍然有大量海域可以养殖。

  9、军安公司合法承包海域被政府工程采砂,获得赔偿补偿完全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海域使用权人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五条:“进行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作业单位,应当事先同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赔偿”。《渔业法》第四十七条:“造成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破坏或者渔业污染事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已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浅海滩涂水产增养殖保护管理规定》第十一条:“浅海、滩涂养殖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或侵占,为保证养殖生产安全,各类船只应主动避让养殖区,因船只驶入养殖区造成经济损失的养殖生产者,有权向责任者索赔或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

10军安公司不但不支持非法采沙,还有针对他人盗沙行为的报案。

执法应当公允均衡,不能选择性执法。在军安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别的人至其承包的使用权海域,进行盗挖海砂的情况,遂多次报警,请求警方出面给与干预和处理。但多次报警后,警方虽有出警,但对上述行为屡禁不止,并多次建议他们协商解决。这等于是进行有赔偿和解,终于迫使军华公司以收损失费允许挖沙。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海砂被挖走,军安公司大规模放养的沙白(一种贝类生物),就没有了养殖生存条件。军安公司只能做出妥协,与盗挖海砂船主,就其挖砂造成环境破环不能养殖的损失,达成海沙资源补偿协议,因此其实质并不是非法卖沙行为,相关买沙人支付的不是购沙款,而是因为被采砂导致养殖损失的补偿款。正常的沙价是3040元一吨,而本案的价格是2-3元。证明这只是蚬蛤的养殖损失补偿而不是卖砂。总之,军安公司的采砂行为根本不能理解为非法采矿。

依据上述国家法律规定,军安公司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得当的。收取损害赔偿费是合理的,王军华没有主观犯意、客观行为,都是依法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王军华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所谓合同诈骗,是指军安公司允许其他公司在海域里采矿,实际已经实现了他们的采砂完成了工程,被诬告说没有砂诈骗。这是直接违背真相和常识的。工程都完成了,砂都已经填好场地了。

《起诉书》指控称“2010年7月,王军华、刘德涛二人在明知军安公司所承包的海域不具备合法开采手续,且已无海沙可开采的情况下,专门成立珠海华众砂石有限公司(下称“华众公司”)用于与华澳公司签订买卖海砂协议。”

这一情节的指控是非常荒唐的。本节连民事合同违约都不构成,没有任何隐瞒真相和事实,海面没有隐瞒条件,有没有沙甘普华、李祥自己选场反复考察,沙实际上已经采走,他的填海工程已经完成,他的沙哪里来的?如果他们提起民事起诉都赢不了。起诉书关于王军华犯有“合同诈骗罪”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一)《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定性错误,华众公司与华澳公司系民事纠纷,却已经在法院审理。

珠海华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华澳公司“)中标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地北区造地工程后,因军安公司使用权海域距离其工程地点较近,在多次实际勘探、勘验的情况下,与华众公司签署《协议》,其中约定500万为保证金,保证其采砂不过多的殃及军安公司所养殖的贝类产品,另外260万为其使用军安公司场地作业租金和损害赔偿费用。因此,这是信息完全透明的考察后的合同自愿行为,同诈骗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华澳公司持续在协议约定的范围内进行挖砂完成其工程后,又将华众公司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诉求协议无效,要求返还其支付的费用。这也清楚地表明双方是民事纠纷。后,双方对协议终止已经达成了合意,由军安公司或华众公司退还合同款项,军安公司完全有实力支付,双方纠纷属于民事争议范围,直接将其上升刑法管辖的范围,是既违背事实,又违背民事纠纷不能用刑事方法处理的基本法律原则。

本案在当地法院已经以民事案件正式受理,承办法院是按正常的合同纠纷案由予以审理的,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发现有涉嫌犯罪的线索继而依法移送,连民事欺诈都没有提出。华澳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祥曾将就此案向珠海市公安局报案,是无中生有,是希望利用公安关系,催逼华众公司还钱,想非法动用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被珠海公安局经侦支队严词拒绝,不予立案。这次为了打黑扩大战果,胡乱拉进本案指控。

(二)刑民同审,违背“一事不二罚”原则。

违法分程度不同,受不同的法律规范规制。法律有“一事不二罚”。同一个法律事实,不能进行两次处罚,对于已经在进行民事起诉的案件,不可能再刑事报下定论不是刑事案件的案件,更不能为了配合涂黑王军华,不惜旧事重提,出尔反尔,和被害人各得所需;将心知肚明的经济纠纷,凑合罗织为王军华的“黑社会组织”中的“犯罪事实”。

(三)本案不具备合同诈骗的构成要件。

1、主观上,王军华不存在诈骗钱财的犯罪故意。

公司和王军华个人既没有诈骗钱财的犯罪故意,甘普华、李祥利用权力关系一再主动找上他,要到他承包的海域采沙,才不得不同意让甘、李的华澳公司采砂的。是因为不敢得罪有权的关系户,被动接受采砂,根本不存在设置骗局,进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

2、客观上,王军华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华澳公司钱财的行为。

(1)海滩是李、甘公司自己在海域里选的,主要为自已运输方便,陈述节省,不是由华众公司指定的。

(2)采砂手续是必须由李、甘公司自己办理的。因为政府装备北区造地工程是政府发包的,政府招标中要求中标公司必须有采砂手续。刘德涛供述,之所以没有合法手续还签订是“因为华澳公司的老板甘普华跟我们说“没有合法的采砂手续不用怕,他有关系,有什么问题他能解决”,我们见他那么说,就跟华澳公司签订了卖沙协议。”因此,没有合法手续的事实,华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祥、中间人甘普华都是明知的,不存在虚构“华众有采砂证”一说。

(3)“无砂可采” 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是这是养殖蚬蛤区,海滩都有砂。二是李、甘已经完成了工程,300万立方采砂,在荷包村只采了30万立方,另外270万方,就是在这片海域采的。

(4)说“含砂量低”是违背基本常识的诬告。请注意,这是“吹填砂造地工程”,所谓采砂,只是用于填回海里造地,并不是建筑用砂,泥砂量成份对用途没有没有任何影响。

(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华众公司有诈骗事实

1、甘普华证言互相矛盾,自证谎言。在2012年4月18日询问笔录称,“在2010年11月初,李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公司开始施工挖砂,海事局便出面干涉不允许挖砂,让我去找王军华,这之后我陆续通过电话、当面找王军华协商怎么处理并要求退款”。可见,华澳公司要求退款的理由是海事局不准挖砂,而不是没有砂。

3、李祥的证言自相矛盾:2012年4月30日被询问时说“发现该海域根本没有海砂”,在4月16日被询问时又说“开采出的砂泥含砂量只有20%”。

4、刘德涛的证言不符合事实,供述互相矛盾:

(1)其在2012年5月12日讯问笔录说“据事前王军华透露给我的消息,我们承包给华澳公司的那片海域,海床含泥量很高,根本不具备开车海沙的条件。王军华就是想骗华澳公司的钱。”

(2)其在2012年5月16日讯问笔录说“我以为那里砂量应该是很充足的”又说“如果没有砂,也不会有那么多采砂船来采砂”推翻了5月12日海砂含量低的说法。

(3)2012年6月30日讯问笔录中说,“我是在签订协议后才听华澳公司的甘普华说,华众公司制定给他们开采海沙的海域没有海沙开采,且含泥量较高。”也推翻了5月12日的所谓王军华告诉他海砂量低的说法。

5、控方没有证据证明采砂手续必须由华众公司提供。根据合同法规定,有约定从约定,如果当时洽谈时约定由华澳公司自行办妥采砂手续,那华众公司更不存在没有采砂手续去欺诈一说。事实是军安公司有19本采砂许可证。

6、控方没有证据证明华众公司提供给华澳公司的采砂海域没有海沙,也没有对相关海域取样鉴定。

(五)二审我们辩护律师举证的海域勘测等新证据,可以证明采砂完整履行合同的事实

说军安公司的海域下没有沙,是违背基本事实的。同同案的非法经营罪的证据直接矛盾。“三万亩”海域是沙白高产区,有沙才能养沙白,一审法院怎能只根据有厉害关系的某人的证词就认定海域无砂,其实只需做一个鉴定即可。为什么不做?同时,采矿点,是华澳公司现场自选的位置,都是有沙海域。军安没有办法将公开海面隐瞒。为了证明该海域有砂可采,二审我们辩方举了六份新证据。

1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北区造地工程吹填砂等分项项目《施工分包合同》(中交三航局与珠海华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2011531日签订)

2

《供砂情况说明》

3

《业主批复月度工程量统计表》

4

2012)珠金法刑初字第412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李祥

5

《讯问笔录》20121215日李祥

6

《珠海大浪湾水深测量工程技术说明》及图纸

1、    证明:一、现场海域有砂可采,有二审的辩方委托的现场的上海东亚地球物理勘查有限公司《珠海大浪湾水深测量工程》勘验结论;二、珠海华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等购买方实际上已经采足海砂完成合同;三、购砂方已经实际完成了政府承包的工程。海砂总量吻合,没有其他足够来源。

(六)先开始采砂,再支付“沙款”,如此履行合同,不可能发生合同诈骗

本案最重要的一个需要查证的事实是:华澳公司何时开始采砂,何时开始支付采砂款,而支付采砂款的事实可以判断双方已经在履行合同,如果合同已经开始履行,华澳公司还指责被告合同诈骗,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诬告陷害。首先,请法庭关注本案在一审期间20121225日,由一审法官陈立涛找李祥所做的《讯问笔录》二个问题“201010月,你们在军安公司海域采砂多长时间?”(李祥)答:“我们试挖了一个月,换了许多地方试采,因为没有砂以及各方面的干预,我们没有采到砂”。请求法庭再关注甘普华201246日《讯问笔录》第二页倒数倒数第8行至倒数第3行【见《刑事侦查卷宗(诉讼证据卷十二)》】“2010925日,我和李祥、王军华、刘德涛四人在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大帝苑酒家重庆房内,根据我跟王军华洽谈的结果,由李祥跟刘德涛签订了一份协议。可以确定,华澳公司开采海沙的时间是从10月份就开始了。这在华澳公司支付采砂款的付款记录中也得到了证实。请求法庭关注华澳公司支付760万元款项的过程和时间,500万定金是在930日前支付完毕的,260万元当月采砂款是在整个10月份都在支付,共分6,12日到22日付采砂款.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华澳公司至少在军安公司承包海域采砂一个月。如果无砂可采,为什么在首次支付采砂款后,又不断的向华众公司支付砂款。如果无砂可采,从20101012日之后,根本就无需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向华众公司支付砂款。根本就没有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

(七)李祥在另一案中提到中交三航局吹填工程中的沙中有88万方是向泛鑫公司购买,有556万方是在新会和江门购买,仅有口供证据,并无其他书证或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实际该556万方的沙都是在军安公司承包海域采得。

请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华澳公司向三航局共吹填砂644万方(详见李祥涉嫌非法采矿罪案卷),能够证明从泛鑫公司采购的为88万方,其余556万方只有口供说是来源于新会和江门,但是没有任何书证或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而且海域远根本无法吹沙。而刘德涛一审时陈述华澳公司在军安公司采砂持续到2011年年底。所以这556万方实际吹填量,均来源于军安公司承包海域。采砂地是华澳公司自选,离其承揽的填沙工程路程最近,而且其已自行安排采砂船进行长达1年的开采,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没有采到砂,他的吹填工程是怎么完成的?

其实,从李祥案中可知从华澳公司与中交三航局关于644万方吹填量,结算总金额为9038万元,9038万元/644万方=14.03/方,这意味着如果所有海沙都来源于泛鑫公司和新会、台山,华澳公司不仅是无钱可赚。如果按照17.9/方的价格计算(17.90元是从荷包岛海域运到施工现场,如果从新会、台山运砂,费用肯定高于17.9元)每方亏3.87元,556万方则巨亏3.87*556万方=2157.72万元。如果亏损巨大,李祥和甘普华为何在民事诉讼和刑事报案中均不提有巨亏几千万的情形呢?他们根本没有从新会去采砂。只有一个来源:军安海域。民事官司打不赢,原告诬告的的证言反而成了刑事证据。

(八)华澳公司和李祥过错明显,华众公司没有违约,连民事过错都不存在

这一合同纠纷,是华澳公司无理想不付采砂款引起。华澳公司一方存在过错。李祥在询问笔录中也承认,其“不了解采砂石需要哪些手续”,没有相关采砂经验。完成工程后,想不付采砂款。这只是一起合同纠纷。华众公司被纠缠不过,也同意终止协议后才退保证金。因此,本节事实是在审民事纠纷,却过错不在华众公司,公司和王军华都没有合同诈骗事实,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的错判,判定无罪,恢复由贵院民事庭进行依法审理。

 

四、 王军华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说王军华犯敲诈勒索罪,只要否定了黑社会组织,他的个人犯罪就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根本不知情,没有任何参与和指使,同他完全无关。一审否定了黑社会组织性责任,又对无关的王军华定罪,是自相矛盾的,二审应当纠正。

(一)王军华不参加海域现场管理,没有知情、指使、参加任何海上索赔行为。对该节指控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

王军华不构成黑社会组织犯罪,王军华投资的各公司都是合法设立并且有效存续公司,公司员工如果有违法行为,谁违法谁负责,追究不到投资人的责任,理由很简单,敲诈勒索是自然人犯罪,根本就不存在单位犯罪之说,将别的自然人犯罪强加给王军华是违反法律责任原则的、不能成立的。

全案证据显示,原审认定的三起所谓敲诈勒索行为,王军华根本没有参与,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指挥、指使。事前无通谋,事中无参与,事后不知情。包括所有被告的陈述,特别是现场管理的王新华、刘锋、刘德涛和现场职工都证明,王军华从来不参加海域经营管理,对所有的海上纠纷和索赔没有任何指使、参与、知情。

按照刑法的犯罪构成的因果关系的法定要件,对这部分的所有合法索赔被错误指控为敲诈勒索行为,王军华都没有关系。他不构成此节犯罪。

(二)军安公司拥有海域合法承包权,要求民事赔偿依法有据。

军安公司于2002年,是通过竞标,从政府手里中标,获得珠海市南水三角山一带海域的合法使用权并与珠海市金湾区签署《南水浅海滩涂生态环境保护贝类增养殖投资开发合同书》。

军安公司依约向使用权海域进行沙白种苗的投放,仅2003年投放的沙白种苗达560吨,金额高达855万余元之巨。后续每年均在珠海市金湾区海洋与渔业局和广东省渔政总队金湾大队的现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沙白种苗的投放,各类媒体亦是进行了客观报道。另,覃忠田在讯问笔录中也确认军安公司在承包海域投过三四次沙白苗,“珠海港渔政部门参与投放”。

有些船只偏离航道后,搁浅在军安公司养殖区域,其进行强制航行和拖船的行为,扰动海底沙滩养殖层,对养殖产品造成严重损害,获得合理补偿属于双方自愿行为。不存在敲诈勒索,而获取费用。

还有部分船只,违反政府指定的倾倒区,为了节约运费,直接在军安公司养殖区域,偷偷倾倒建筑垃圾,和其他淤泥,导致贝类沙白生长环境恶化,造成大量沙白死亡和生长缓慢等情况。要求这种违法倾倒侵权人赔偿,完全是合法行为。

更有甚者,部分船只屡次深夜至军安公司使用权范围内的养殖水域进行盗捕养殖的蚬贝海产,是公然的犯罪盗窃行为。在派出所和渔业执法大队多次警告下仍不收敛,当地派出所或渔业执法大队多次出警协调,双方达成了一些补偿协议,可以直接证明谁是谁非。

这是典型的民事纠纷范畴,公诉机关强行起诉,没有法律依据。

(三)控方指控基本事实不实,次数水分大,索赔金额夸大,证据不足。

1、根据《起诉书》指控,军安公司在长达10年的承包经营过程中,与他人发生纠纷也仅仅10起,且皆为对方在公司承包海域偷采沙、卸泥、搁浅,皆可能造成承包海域沙白的大量死亡、影响生产所致。因此,军安公司皆是报了警的,海防派出所、高栏港派出所、渔政大队皆有记录,军安公司就损失与对方谈判,要求赔偿大多是在派出所的主持下进行的。如王新华供述,“有时会报警,一起去派出所协调,当时会让我们双方直接协商。”收取船只“搁浅费”是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在派出所的调解下,以教育为主。”试问:有敲诈勒索,还通知警察在场见证的黑社会么?将为维护合法权益的行为,定性称敲诈勒索,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2、关于“敲诈”的手法可笑,穿迷彩服,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海上耐用防腐蚀,根本不是制造所谓军方背景假象。

3、海上经营环境恶劣,船上配备棍棒和铲刀,是生产工具,并不是为了威胁他人。相关证据有:彭立新供述王新华要求其购买4把刀、4条铁棍放在水泥船上,防身用。程波供述称,彭立新说“这些水管是给你们用了防身用的。” 这同现场勘查取到的铲藤壶用的铲刀不符。船上只有生产工具,没有一件凶器。

4、《起诉书》指控的10起事实,都没有发生暴力威胁。如林财全称“军安公司没有使用暴力”,蓝贤胜也没有确认受到军安公司人员的恐吓或者威胁,谭波也称其在与王新军协商签订协议时没有受到王新华的威胁。

5、对10个被害人财物数额损失认定,没有书证,没有鉴定报告,仅有被害人陈述,损失都是所谓的受害人的信口开河。没有证据支撑。

6、珠海市水产养殖(海水)科学技术推广站出具的《几种贝类的生态习性及养殖开发》仅仅是科学观点,不是鉴定报告,相反能够证明红蚬白蚬是无法分开混养的,不可能分别捕捞。是一个无罪证据。

因此,军安公司的相关行为完全是自卫行为和合理损失的民事损害追偿。王军华根本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五、单位行贿罪不能成立

 

王军华不能构成单位行贿罪。目前中国职务犯罪审判中,行贿八百万美金的都没有起诉,对一个涉嫌行贿不到十万港币的单位进行追究,执法平衡性上也是有问题的。

(一)单位行贿罪已经中止审理没有恢复。一审法院同样已经中止了单位犯罪的审理,同非法采矿罪一样,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恢复审理。无法对个人犯罪先行判决。因此,除非排除该罪不构成犯罪,本罪无法先行单独判决。

    (二)单位行贿金额不到起刑点。本案未到达单位行贿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行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2)向三人以上行贿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也就是说,根据最高检的立案标准,单位行贿罪普通情形是20万以上,特殊情况下10万以上。

 《起诉书》指控三笔行贿为:(1)2010年4月30日,给张汉华、周健生、张何阳各1万港币,合计3万港币;(2)2011年6、7月份,给周健生2万港币;(3)2011年10月末,给张荷阳5万港币。以上共计10万港币。按照《起诉书》起诉日期2012年12月5日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0.841计算,折合人民币8.41万元,(即便按照《起诉书》指控的三起“行贿行为”的具体时间的汇率标准),根本没达到追诉标准,依法不应起诉。

(三)《起诉书》指控称“王军华为了顺利获取高额赔偿款”,是事实错误。王军华只有过年过节时给几人送过年礼,和结婚的礼金。属礼尚往来,没有一件同评估有关,没有一件发生在评估之前。送张荷阳1万港币,是2011年底,不可能为了拿2010年4月的评估报告而用。被告本人已经向法庭作了陈述。一审庭审已讲明了是过年过节的红包,张荷阳的结婚礼金。根本与征收补偿没有任何关系。同评估毫无关系。张冠李戴。事后行为。侦查机关、金湾区检察院和法院故意将这些与评估时间没有关联的情节情节牵强认定是错误的。

所谓的赔偿款,是军安公司承保海域被征用的合法利益,属于军安公司的正当要求,不是为本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单位行贿。有关正当利益的论述,在诈骗罪中已经展开辩论,在此不再多说。

根据《刑法》第393条的规定,单位行贿构成犯罪必须以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因此,为了正当利益而给有关人员送钱送物的,不构成行贿罪。军安公司获得的赔偿款具体标准,多是双方多次召开协商的结果,获取补偿是企业的正当合法行为。评估报告都被不予采信。军安公司的这些行为与单位行贿所谋求的不正当利益,具有本质区别,依法不构成单位行贿犯罪。

(四)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只有行贿证据,没有受贿证据。王军华的供述是孤证,没有形成证据链,依法应予排除。2、王军华的口供,取证违法。刑讯逼供,其供述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3、王军华关于周健生一节情节如果认定行贿,则性质也是索贿,“周健生当时和我开玩笑说,发财了也不表示表示。”(2012年7月28日讯问笔录)

综合以上各条,王军华和单位都不构成单位行贿罪。

 

六、二审第四次开庭出现的无罪证据

三次审理后,二审法庭对案情疑点进一步发现,组织了新的证据的调取,律师也进行了新的证据、法律规定和证人举证。进一步补强了无罪证据。法院在2014年3月18日组织了第四次审理,恢复法庭调查。辩方举了如下证据,并证明了如下事实真相。

(一)关于合同诈骗(诈骗甘普华等采砂款)不成立的证据

1、    图组一,共17张照片

2、    图组二,共36张照片

3、    图片三海图(局部),共1张照片

证据说明:

1、图组一17张照片来源于王新华家中电脑硬盘,通过比对每一张照片的属性,可知:照片编号1-5,拍摄于2011年2月17日早上7:46-7:49分,照片编号6-11,拍摄于2011年2月23日10:21-10:26分,照片编号12-17,拍摄于2011年2月24日16:29-16:53分。这17张照片均拍摄到中交三航局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北区造地工程项目部(甘普华、李祥)在军安公司承包海域内采砂。

2、图组二36张照片,除编号1、2两张照片拍摄于2013年11月8日14:42分外,其余照片均拍摄于2014年1月16日14:53-16:16分。1月16日的照片在拍摄过程中,王军华的辩护人黄琦鑫律师在场。第二组照片的拍摄目的是寻找第一组照片的拍摄地点,以印证第一组照片的客观性。

3、图片三是珠海市航海图的局部照,用以向法庭说明第一组照片和第二组照片的拍摄地点。根据实际踏勘,辩护人认为:第一组照片拍摄者拍摄当时应当位于十字沥水闸出海口西北的海堤上(照片标注为 “C”)的位置。辩护人通过对比海图,能够确认,2014年1月16日,拍摄者拍摄大海和海堤,特别是以远处电厂两个红白相间的烟囱作为参照物的照片时,所在位置在十字沥水闸出海口东南的海堤上,具体位置在照片标注的“A”点至“B”点之间。

4、为了能够充分说明第一组照片拍摄于“A”点的事实,请法庭关注图组一的第14张照片,在该照片的右上方有两个红白相间的烟囱,而在该张照片的右侧,则是海堤,海堤的左侧是还未风干的已完成填海造地的沙泥。

请法庭再关注图组二的14、17、18三张照片,特别是17号照片。17号照片中间位置恰恰是那两个红白相间的烟囱。而该照片的右侧可以清楚的表明这是在海堤上拍摄的,海堤的左侧是刚刚填好的地,而海堤右侧是茫茫大海。只是因为2014年1月16日拍摄于十字沥水闸东南,距离烟囱近,而2011年2月24日的拍摄地点在十字沥水闸西北,距离烟囱远,而使得烟囱的大小和清晰度不一,这也恰恰反映了图组一14号照片一定拍摄于十字沥水闸西北的这一客观事实。

5、通过2014年1月16日的这组照片印证了图组一照片的拍摄位置,对于回答王军华案的相关被告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意义非常重大。

5.1 根据军安公司与金湾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增养殖合同,对照海图能够明确图组一所在拍摄地点海堤外的海域是军安公司的承包海域,而通过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海堤以内,恰恰是李祥、甘普华填海造地的施工工地。

5.2 图组一反映的,恰恰是大型挖沙船在军安公司承包海域内采砂,大型抽砂船源源不断将海砂通过管道抽往李祥、甘普华承包的填海造地工程所在位置的过程。

5.3 而图组一所有照片拍摄于华澳与华众公司签订采砂协议之后的第5个月。(采砂协议签订于2010年9月底,照片拍摄于2011年2月下旬)

5.4这组照片清楚的揭露了李祥、甘普华的谎言,无情的鞭策了一审期间检察机关的指控与原审法院的判决。军安公司的海域不仅不是无砂可采,而是大量的海砂被采,不仅是大量的海砂被采,而且是通过管道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华澳公司的填海造地工地。所谓明知无砂可采,依然与华众签订采砂合同的合同诈骗指控至此应该土崩瓦解了吧?!

6、通过两组照片的比对,还可以回答法庭如下问题:

6.1所谓海砂中沙泥含量问题在实际填海中根本不被考量,无论是甘普华的填海工程还是新近的填海工程,填海物料均为就近开采的沙泥,法庭可以关注图组一和图组二中关于沙泥的照片,如:图组一中的14、15、16、17。图组二中的19、20、21。通过两组照片对比,可知,填海用砂,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砂。日常生活中人民所说的砂是指建筑用砂,是图组二中25-28中所反映的砂。

6.2图组二中的4号照片上的铁笼子,就是渔民党进金等人拖沙白的工具,他们驾驶的船就是这样的小木船。这种船只适合近海近滩拖沙白,不能到水深的远海拖沙白。

6.3昔日甘普华们造好的土地,三一重工已经开始使用,并且建起了厂房和码头,图组二23反映的就是三一的厂房,这也印证了照片上的土地就是用军安公司海域海砂填起来的事实。

6.4由于无人管理,军安公司海域任人开采海砂,甚至有人开始在此经营海砂买卖,图25-27能够反映到采砂船卸砂的情形,错误的司法判决不仅剥夺了无辜者的自由,而且使合法经营的公司陷入困境,把原本有序的海洋秩序陷入混乱不堪,使珍贵的海砂资源被滥采滥挖。不知“三打两建”的倡议者和实施者,看到此景作何感想?

结论:

通过第二组照片和海图的比对和印证,第一组照片证据,客观、真实、直观的反映了甘普华等人在军安公司开采海砂填海的事实,证明了其不但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砂款,反而诬告王军华等人合同诈骗,用心险恶,而公安机关罔顾各被告人的辩解,却以刑讯逼供、诱供为手段,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检察机关不能客观审查起诉,原审法院单凭口供,认定王军华等人构成诈骗罪的判决是严重错误的。希望二审法院能够重视这几组照片证据,必要时启动勘验程序,对涉案地点重新进行勘察,纠正原审错误判决,改判王军华等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关于诈骗罪(诈骗政府补偿费)不能成立的新证据

1、2009年3月11日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海洋与渔业局《关于督促军安公司停止养殖投入做好清理补偿前期工作的函》及其所附图纸两张《大(杧)荷(包)防波堤工程拟征用水产养殖范围图》

    证据说明:2009年所涉及的征收海域为540.936亩。而政府与军安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才473亩。显然高栏政府根本就没有按照实际征收的海域面积进行补偿。

结合第二次征收补偿评估报告和2002年军安公司与金湾区海洋与渔业局的《贝类增养殖开发合同书》,我们还能证明如下问题:第一,第二次征收评估报告明确载明杧仔有翡翠贻贝的成贝和贝苗,而杧仔岛又在军安公司的承包海域内,但是政府并没有补偿翡翠贻贝的损失给军安公司,可见政府并没有按照评估报告的结论进行补偿。第二,评估报告显示在海域内打捞到杂贝,报告并没有显示是在军安公司海域还是在荷包海域,但是杂贝类补偿给了荷包村,并没有补偿给军安公司,可见政府在有选择的使用评估报告。

综上,政府并没有按照实际征收海域给予军安公司补偿,政府也没有一视同仁,给军安公司与荷包村都存在的杂贝类补偿,因此,政府的补偿合同是“压榨”军安公司的产物,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合同内的补偿结果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评估报告根本就没有成为政府补偿军安公司的合同依据,以评估造假指控王军华等人诈骗,罪名不能成立。

2、2004年8月2日麦长胜签署的保证书,有珠海市南水镇荷包村委会加盖的证明章。

    证据说明:大杧岛海域是有沙白生长和生产的。麦长胜的保证书中明确提到“《及大杧岛西边约1200亩的滩涂贝类、蚝养殖场》其中场地内有一个约20亩面积额小沙滩可以养殖沙白,但为了配合政府统一管理本人保证场地内的小沙滩不再养殖沙白。”通过该证据能够否定控方所谓“大杧岛荷包岛海域没有沙白”的指控。

3、军安公司养殖海域图(A3纸一张彩色,A4纸一张黑白)

   证据说明:军安公司的承包海域包括大杧岛东西两侧,杧仔岛及其周边海域也在军安公司的承包海域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杧仔岛捕捞到的翡翠贻贝成贝和贝苗属于军安公司海域所有。

4、2007年3月30-2007年4月1日《蓝蛤(蚬仔)贝苗投放见证单》和2007年7月23日《文蛤贝类投放见证单》

    证据说明:军安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投苗生产,证据四可以结合视频资料互相印证,从而彻底否定军安公司只捕捞不投苗的恶意指控。

5、黄大色等20多名渔民在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5月8日(5月6日没生产)7天的沙白生产情况登记表

    证据说明:就在案发当月的5月1日至8日,军安公司的渔民还在承包海域内生产沙白,7天累计产值为:7880+8694+9769+10376+15340+6907+53030+3868=115864斤。如此换算月产量:115864*4周=463456斤,由此推算1年的产量,仅以10个月计算,军安公司沙白的产量也要达到4634560斤。我们保守估计按照中号沙白的市场价8元/斤计算,军安公司2012年的年产值应当为:4634560*8=37076480元。三千七白多万元,而原审法院却仅凭没有原始来源的资金结算表,就认定军安公司2009年之后产量为260多万元是毫无依据的。黄大色等人的生产单,足以推翻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军安公司无砂可采,军安公司2009年之后就没有沙白收入的主观臆断。由此可见,第四次征收补偿所谓的诈骗指控在这组生产单原件面前不堪一击。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SC/T9110-2007《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

    证据说明:国家征收海域进行项目建设是有国家标准的,而该标准也明确要求对于“各类工程施工对水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的,其生物资源的补偿年限均按不低于20年计算”。而本案中,第二次征收海域,根本就没有补偿合同未到期的年限,而第四次征收虽然补偿未到期的年限,但是补偿标准完全是原审法院主观臆断。辩护人在此要表达的不是是否应当补偿逾期可得利益,这一点原审法院已经有所论及。辩护人要强调的是:政府在征收时根本就没有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评估和补偿,而最终的结果是军安公司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合法的补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构陷军安公司诈骗,是政府不讲诚信,是办案机关别有用心。

7、2003年至2009年投苗见证视频资料

证据说明:能够推翻军安公司没有在承包海域投苗的指控。视频资料显示军安公司从2003到2009年均有投苗文蛤、蚬仔等贝苗。

8、王军华辩护律师现场见证勘查大杧岛至荷包岛防波堤和杧仔岛照片

证据说明:照片能够说明在大杧岛特别是杧仔岛生存着大量的贝类资源,有翡翠贻贝、蚝、文蛤、杂螺等贝类生物栖息。所谓大杧岛、杧仔岛无沙白的指控在事实面前无法成立。

(三)关于非法经营罪不能扩大解释的法律依据

9、2011年7月13日检察日报文章《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如何正确认定》(作者:刘志高、叶良方)及作者叶良芳简介

    证据说明:这篇文章是一个学理解释,供法庭参考。刊载于《检察日报》作者之一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辩方希望二审法院和检察机关能够从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相关规定,结合该文章的观点,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刑事法律原则,以及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法律所规定的立法法规定,判决王军华等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不能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混为一谈。认为的扩大“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

10、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珠江河口管理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4)《河道采砂收费管理办法》

 (5)《广东省浅海滩涂水产增养殖保护管理规定》

 (6)《关于加强海砂开采管理的通知》

  法条一组,供法庭在适用法律时参考。第一,根据立法法8、9条的规定,王军华等人在没有法律规定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下,王军华等人无罪;第二,水利部门颁发给军安及其相关公司的采砂证有法律依据,军安公司有证采砂,采砂也在其经营范围内,即便存在采砂方量超出采砂证的情况,也只是涉嫌行政违法,而不能毫无法律依据的认定为犯罪;第三,军安公司取得海域承包经营权,合法经营受法律保护;第四,根据《关于加强海砂开采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军安公司海域内开才的海砂应当为“沙泥”。根本不是《通知》中所指的“海砂砾”。该通知明确规定“本规定指的海砂(砾)为不含其它金属矿产的普通天然石英砂(建筑、砖瓦用)”。而军安公司海域内的海砂均是填海造地的“沙泥”。所谓非法采海砂的指控因沙泥不等于国土部门所规定的海砂而无的放矢。

11、2014年3月11日刊登于《珠海特区报》02版的《珠海市军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声明》

证明说明:军安公司正在通过一切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阻止侵权行为、澄清诬告陷害行为。

    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对被告的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罪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1、   政府的海域征收未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执行,军安公司征收补偿利益事实受损,诈骗指控毫无依据。

2、   政府并没有按照评估报告的结论对军安公司补偿,损害军安公司合法权益。

3、   在第二次征收过程中,政府没有按照540亩的实际占用海域进行补偿,而只补偿了473亩,损害军安公司利益。

4、   军安公司增养殖投苗事实真实存在。没有投放的一审判决不符合事实真相,判决错误。

5、   军安公司案发前,仅试采沙白的五月份7天,就有463456斤沙白的产量,原审法院认定第四次诈骗的依据不能成立。

6、   认定王军华构成非法经营罪,违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应当纠正原审法院错误判决,认定王军华无罪。

综上所述,这组证据结合其他控辩双方证据能够证明:王军华构成诈骗罪,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案二审上诉是201317日。第一次开庭审判73031日,恢复审理125日延续三天。二审已经也将近一年了。一审的级别管辖不当,单位犯罪中止后直接判决不当,未空释明直接改变罪名判决不当,现在二审在审判时效上,也已经出现不当。需要合议庭高度重视执法的严格性。

综合以上五个罪名的逐一辩护,可以看出,本案王军华没有一个罪名能够成立,王军华没有犯罪。

《起诉书》指控的全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犯罪情节的认定基本观念错误,将一个合法公民当作黑社会打击,将违法侵犯军安公司合法权益的侵权者、违法者、诬告陷害者,反而当成了被害人。因此,军安公司和王军华,完全是被诬告的、领导机关偏听偏信、受形势需要包装出来的“黑社会”,王军华也是被包装出来的“黑老大”。一审法院在这一重要基础性定性上,把好了法律关,顶住了压力,坚持了独立审判,坚持了法律原则。但是在个罪上,仍然给错案以姑息台阶,照顾了侦诉专案的错误,帮助错案背书善后,以五罪对无辜的王军华作了十八年和巨额罚金刑的冤判。

这种错误是公安机关先入为主、有罪推定、有是甚至是故意罗织罪名造成的。在珠海市“三打两建”领导小组的直接干预下,一些坏人恶意诬告下形成的。这种侦查机关办案错误,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指控错误。同时,通过向媒体散布未经审判鉴别的案情,向社会事先进行定性性质的公开报道,导致了社会群众的先入为主,以为军安公司真是个无恶不作的“海霸”黑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从而   也影响绑架了一审法院,作出了违背案情事实和基本公理、法律的判决。

军安公司所有高管和海域管理人员都被抓后,他们还有五年承包期的11万亩海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一些有背景的真正的黑社会势力、诬告陷害王军华的人,现在雇人强占、实际控制了这些海面,进行违法捕捞。打击摧毁了一个有良好效益的合法企业,反而让违法恶势力在打黑的环境下,得到了生长空间。这同广东省委布置的“三打两建”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认为王军华无罪。请二审合议庭和法院坚持原则,高度重视我们的上述辩护意见,依法采纳,认定王军华五个罪名全部不能成立。判决他无罪释放。

 

 

京衡律师事务所

陈有西 律师

 

                             第二审

                  第一次开庭 2013年 7月30日至8月2日

第二次开庭2013年12月4日至12月7日

第三次开庭2013年12月27日

第四次开庭2014年 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