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丞相叶梦鼎传》序言

2012-12-23 14:03:51阅读:2578次

陈在南浔

 

宁海名人与精神遗产[1]

叶柱著《南宋丞相叶梦鼎传》序言

陈有西

 

  “丹邱白峤古笱区,西接天台东尾闾;一带文明回浦水,千秋灵气出名儒。”这首《宁海县歌》生动地显现了宁海的山川、人文、历史。翻开明清两朝的《宁海县志》,历代政治人物留给宁海的诗文中,除了对这个美丽偏远带有仙气的滨海小县风光的吟咏外,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对宁海历代“名儒”的敬仰和赞叹。研究一下宁海的历朝名人,实在是一部令人扼腕的悲壮的史诗。历史的天际长河中,留下了一颗颗明亮的繁星,而且都是带血带泪的星。陈长官、叶梦鼎、胡三省、方克勤、方孝孺、方孝友、叶伯巨、卢元质、柔石、潘天寿,每人都有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宁海县志.列传序》把这同山川地理联系起来:“宁邑濒海而多山,岩壑雄秀,士生其间,率尚风概厉名节。自宋至明,人材称盛。”

  其实,宁海多死节名士,还同其历代文人的文化积淀有关。宁海是个移民县,中国历史上的四次人口大南迁,是宁海人口迅速积聚的时期。这从本书叶柱先生考辑的许多叶梦鼎为各地所作的《家谱序》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宁海望族,在北方就是有深厚历史根基的。北人战乱后的逃难南渡,带来了亡国之痛和死节之勇。晋八王之乱、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耻、明蹈海之祸,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大悲之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掠中原,许多汉贵族士人南渡,偏安江南。一些有深厚历史沉淀的贵族士人带着全家,躲到偏远交通不便的宁海避祸,积聚了一些国破家亡后的文人雅士,他们有家国之思,亡国之痛,子孙繁衍,诗礼传家,言传身教,养成了宁海文人大族的好学、刻苦、自律、自厉、孝悌、忠信、严谨、刚直、孤傲、不媚上、不折腰、不逢迎、刚正不阿、舍生取义的文化传统。这种历史传承可以解释为什么偏远小县宁海,会出现这样多的关心全国政治的“以身许国”之臣。除了文人死节,还有女子死贞。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精华一面(现在是糟泊一面)在宁海得到极好的传承。烈女坊、贞洁碑在宁海历史上随处可见。《宁海县志》中有大量守贞、烈女的记载。清大学者俞樾《黄烈妇》对一个结婚才一年就殉夫服毒而死的宁海黄氏柏屏赞诗曰:“二十八年春梦短,谁知一死竟千秋”。从另一角度呈现了宁海这种传统文化的古朴奇异的力量。

  在宁海与政治相关的名人中,第一个被人纪念而连名字都失传的,是五代时期的陈长官,因为为民抗税而被王命下狱死,明代石简有诗悼念他:“生死殊途总未安,先生高义死尤难。一朝我命为民命,千古新官拜旧官。”可能从他开始,宁海的文人和从政人物都养成了这种民本理念和舍身守国的思想,一代代的名人悲剧总没有消停过。

  南宋东仓人叶梦鼎,贵为右丞相,本是可以有大作为的政治家,可惜庸君当朝,气数已尽,生逢末世,回天无力。同大奸贾似道同朝而不合污,坚守为官之道,坚持不合作态度,面对贾要其回朝共事的威胁,他说“廉耻事大,死生事小,万无可回之理。”成了贾似道恨得咬牙切齿而又杀不了的人。现在宁海后人只知方孝孺,其实叶是唯一真正进入治国权力圈而有过大作为的人。如果南宋不亡,他在宁海将会成为第一号要纪念的大人物。

  南宋中湖人胡三省,是造诣极深的历史学家,《资治通鉴》的考注确立了他别人无法超越的史学地位。他南宋理宗宝佑年间考中进士,当过慈溪县令,得罪庆元府(宁波)郡守厉文翁,被弹劾去职;当过贾似道幕僚,同其格格不入,于是“知吾道之愈难,写心声之悲愤,听涧水之潺潺”,隐居不仕研究《资治通鉴》,遂成大家。后人袁桷送其挽联为 “青山不为折腰辱,长使寒梅伴涧芳”。孤傲犯上毁了他的仕途,但成就了他的学问。

  人们都知道海瑞骂皇帝而成名,但真正在明朝开始骂皇帝,骂得有水平、预言被历史证实、骂出杀身之祸的是东仓人叶伯巨,叶梦鼎的四代孙。他是明朝第一个为国建言而被皇帝朱元璋杀掉的宁海人。而方孝孺则要晚,死在朱家第二代朱棣之手。两人死因都相近,都是因为朱家的家内事,忠于朱家为其谋事而反而被其杀了。叶梦鼎致仕隐居宁海,子孙不为官,但诗学传家,子孙饱读经史,到伯巨一代仍然关心天下大事。洪武九年,天上出彗星,吓着了皇帝,于是“诏求直言”请全国人民提意见。谁知皇帝是引蛇出洞装装样子。叶伯巨当时只是一个国子监生(相当于现在中央党校学员),外放平遥训导,本没有他什么事,也不必越权言事。但他以天下为己任,写了万言书直接上书批评皇帝,而且一针见血捅到了命根:“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说朱元璋搞家天下,把那么多儿子封出去当王,早晚要尾大不掉出事。朱元璋有26个儿子,10多个女儿,20多个养子。他想用儿子为屏障,分封出去保护朱家皇朝;叶伯巨则料定必然导致内斗,子孙刀兵相戕。后来果然发生了儿子燕王朱棣从北京打到南京,灭掉侄子建文皇帝篡位,杀了其他兄弟的事。但当时朱元璋被叶的上书骂得暴跳如雷,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结果伯巨死在狱中。他和方孝孺这两个宁海人犯的同一个毛病:如朱棣言,“此吾家事也”,干预了朱家的家事,朱家谁当皇帝同你有什么相干?但宁海人受到了忠君观念的长期教育,都认为“死国可也”。

  方孝孺一门忠烈,孝孺自己的故事宁海几乎妇孺皆知,无需多述。其父、弟也都是宁海名士的典型代表。父亲方克勤没有当官时,就向皇上上书建议:“举贤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敛,明教育”。后参加吏部考试获第二,担任山东济宁知府,勤政爱民,为民护耕罢役,旱逢甘霖,深得民心。济宁民谣:“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太祖朱元璋专门摆宴嘉奖他。由于他眼睛向下,对民负责,对其下属县令程贡严格考核,据实定为不及格而得罪了程,多了一个政坛敌人。在“空印”(明大案,各府道以空白盖印文书带京户部方便校对核帐,朱元璋为树皇威,借题发挥杀官数千)案中,“为属隶程贡所诬”,含冤被杀。孝孺弟方孝友因草诏案诛连临斩时,朱棣将一个个亲属带到方孝孺面前杀给他看,逼他草诏,孝孺见弟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孝友作绝命诗说:“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方孝孺自己的绝命诗则写得尤为悲愤刚烈:“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卢元质是宁海历史上唯一一位考进殿试三甲的人,是明洪武廷试的第三名“探花”。他是方孝孺姑妈的儿子,表兄弟。官至太常寺少卿,曾担任溧水丞,为民教化。《县志》说他“不善与世俯仰。曰:宁以孤亢见黜,不忍厉民以媚人。后以他事坐,逮至京师。民数十百诣阙,言丞廉平状多,感激流涕,上谴还。”百姓把他保了回来。但到了朱棣叔侄争皇位政变时,他同方孝孺一样,被召见要求他反水,“不屈,死之,族其家。”他弟弟卢元朴等全家人都被杀。苏茂相《过白峤山卢翰林故里》诗说:“逊国忠臣事可伤,峤岩何处问遗乡。词人欲作招魂赋,犹指卢家白玉堂。”

  近人赵平复,笔名柔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他生于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经历五四运动,不满于现状,关心国家大事。他发觉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借小说《C君之死》,他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诅咒:“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是谄媚,是欺诈,是凌侮,是自欺欺人,是以暴易暴……社会所需的我没有,我所要求的,社会又不能供给。”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使他不安于当个文人,开始参与政治,接近中共党组织,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1月17日被捕,不愿悔过,2月7日夜被国民党枪杀。但凡与政治联系密切,或走在时代前沿的文人,大多难保天年。鲁迅怀念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非常传神地指出了他身上“台州式的硬气”。

  国画大师潘天寿也是宁海文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个性同样继承了宁海历史上名儒的气质。他认真做人、踏实做事、潜心学问,不媚时俗,成为书画界一代宗师,但结局同样悲凉。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关进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自己的浙江美院对他开展“打潘战役”,被他的学生带到嵊县、宁海游斗。回杭州途中,他在香烟壳纸上写下遗诗:“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被宣布为“反动学术权威”,愤慨疲备,大出血而死。

  在我大学毕业自县到省从政十多年,略懂政治后,对历代宁海名人若许多的悲剧,产生了探究的兴趣。方孝孺以后,明清以降,宁海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作为的人物,基本上绝迹。文学、学术上要超过叶梦鼎、胡三省、方孝孺、叶伯巨、舒阆风的也几乎没有。是永乐皇帝真的把宁海读书种子杀绝了吗?上天不悯,宁海大儒不是被杀(死于已),就是时逢末世难有作为(失于时)。方孝孺碰到了建文之夭,叶梦鼎碰到了南宋之亡,灿烂的政治之星在风雨飘摇中陨落,被无边的暗夜飓风裹挟而去。不然,他们定可辅佐皇帝成就大业。宁海名人略有善终的,只有退出政治权力圈自保的叶梦鼎和胡三省。而读一读他们的历史和遗言,其实他们从未真正忘却政治,是在无奈和悲凉中辞世的,严格说来到死都痛苦着。这倒底是为什么?元朝王缙诗说:“地至东南尽,城孤邑屡迁。行山云作路,垒石海为田。蜃炭村村白,棕林树树圆。桃源名更美,何处有神仙?”难道宁海真的是怪石嶙峋偏远孤寂之所,不善成就名人大家?

  最后我慢慢明白,原因出在人文传统上。宁海人有政治上先天的遗传基因的缺陷,“悲情政治”成了一种历史缩命,对宁海名人的精神文化遗产中的消极一面,我们缺乏良好的反思和过滤,过于沉迷了。这值得宁海后代知识阶层很好地整理和反思。宁海其实一直不缺聪明才智刚正有为之士,每年全国高考,宁海青年才俊辈出,一批批人才走向全国全球。关键是事后如何适应社会、如何造就的问题。人文传统上的缺陷是影响宁海人成长的关键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一类文人是坚守原则而守护着封建纪纲,脉统远播,他们是国脉的脊梁;一类是权谋融通而成就着伟业,他们是国家的功臣。宁海人有意无意地学方孝孺,是延续着千古正气,所以一代代延续着舍生取义;毛泽东和蒋中正都学曾国藩,学的是政治和权谋,所以能够成就其事业。政治是要变通的。政治不能死守某一原则。谁要是不识事务,谁就会被历史淘汰,而历史最终是胜利者写的。大规模杀人犯朱棣名垂青史,却统一了中国,造了紫金城、编了《永乐大典》,派出了远洋船队。而方孝孺家则真的无后,身后沉寂,只有后世的眼泪和怀念。这种观念是不是庸俗和过于功利呢?不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

  封建皇帝的家族,实际上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黑社会邦派集团。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被像黑社会一样的利益集团绑架的。他们的忠君死节,貌似忠烈高尚,实际上都是被这个利益集团所利用。从《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中的记载,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乃若受戮之最惨者,方孝孺之党,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邹瑾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陈迪之党,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娅从死者八十馀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魏冕、王度、卢元质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诏收方妻郑氏,妻与诸子皆先经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辄以示孝孺,孝孺执不从,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连袂投桥水死。”“割其(兵部尚书铁铉)耳鼻,爇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问曰:甘否?乃令升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妻杨氏并二女发教坊司,杨氏病死,二女终不受辱”。“户部侍郎卓敬临刑,从容歎曰:变起宗亲,略无经画,敬死有馀罪。诛三族,没其家”。“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而如叶伯巨辈,只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求言”要求,提了点忠告,为其着想不要分封皇子以致后患,最大的错也不过一封建议信,竟然被认为“小子间我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我皇帝说话是可以不算数的,我的家族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的命只不过蝼蚁而已。但就是这样,历代总不断有知识分子为朱家的所谓“国”前赴后继。

  对于封建君主来说,国就是他放大了的家,家就是他浓缩了的国。有血缘关系的儿孙兄弟,就是他的国家管理者,全国最优秀的考出来的进士名儒,只不过是他的家奴而已。为我打天下的,可以兔死狗烹;为我当谋臣的,可以生杀随我。不服从的,不单杀你,还杀你全家。你整个家族就是我的人质。皇家起内斗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忠于我侄子不忠于我,我就杀你,你的兄弟家人一个个拉来杀给你看,割下舌头煮熟给你自己吃,刀剐、油锅、挖祖坟、妻子女儿送教坊当妓女。这同绑架一个人为我做事其实完全一样。在他们的眼里,所谓公理就是我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利益。所谓“为国用犹”,实际上是“为我用犹”。除去那身皇袍,朱元璋和朱棣本质上就是一个土匪和黑社会头目。人民的利益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安抚民心只是为了让我的朱家江山能够长命一些,代代相传。朱元璋从农民造反而得天下,到后来不但没有为他统治的全国农民着想,连他一起打天下的农民造反兄弟都被他一个个杀光,只有大将汤和装疯卖傻留了一条命。他把饱学又忠诚的方孝孺,弄去当自己皇孙的老师,知其可大用而不用,留着给孙子用,就是为了朱家江山永固。比方孝孺聪明会变通的大知识分子姚广孝,也只是从另一角度在为朱家效力。他要朱棣打下南京后不要杀方孝孺,说杀方“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他也不是真同情方,而是为了让朱棣篡位能够合法化,借建文帝老师的威望迅速稳固政权。姚只是另一个侧面的方孝孺,为残暴朱氏所用的另一个家奴。只是他比方孝孺聪明知进退,能自保,同皇帝始终保持距离,当谋士、当和尚,就是不当官。

  可悲的是,这一切悲剧产生的根源,恰恰是方孝孺们这些知识精英自己一步步构筑、并拼死维护的伦理纲常体制造成的。朱元璋尽管聪明枭勇,但并没有读过多少书。放牛、讨饭、做和尚时,是不知道宫庭为何物的。也不知道可以这样以皇权的名义随心所欲地杀人灭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们一旦得到政权黄袍加身时,就为他们铺垫好了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框架,可以居天下为一家之天下,居人才为一家之奴才。让他可以用皇权来随意地杀掉方孝孺们。这是传统的力量,即所谓儒家“正统”的力量。“国”的概念,掩盖了“家”实质,蒙蔽了多少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升华了他们这种愚忠的层次,以为这真是在为了国家死节。延续到后世,我们一直在放大着这种虚假的“死国”“忠烈”观。一直给后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一种错误的引导。对于宁海人来说,这种引导之深,已经到了久而不觉其谬的程度。

  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两党的斗争,如果不考虑其意识形态的分野和建国观的区别,毛、蒋之间政治谋略、待人处事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蒋介石的失天下,毛泽东的得天下,除了我们正史中突出“人间正道”的原因,还有没有谋略的原因?任何实事求是的人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有趣的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对清末的曾国藩都推崇有加,都将其治国治家的理论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但真正把曾国藩智谋学到家的,无疑是毛泽东。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中,湖南出人最多,浙江中夭最烈,同曾国藩思想对湘人的影响不无关系。曾国藩和方孝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两类精英典型。无疑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效曾则成,仿方则败。曾国藩的识时运、知进退、善权谋、能变通,致中庸,防盈昃,使其不但本人在满人政权中能够达大功而善终,把整个家族也都保护得很好,代有余香。在其弟曾国荃攻克南京、清庭半年嘉奖七次,正想大干、封候拜将之时,他劝逼他的弟弟退位,带着战争财富驾大船回湖南守祖基去。因为他知道,西太后可以给他们钱财而不介意,报答曾家平乱之功,但曾家军坐大,则是她最担心的,也最终不会容忍的。能够有如此大智慧而未雨绸缪,处峰巅而知盈昃,是因为曾国藩已经彻底研究透了中国封建皇权是个什么东西。他不能也没有必要为爱新觉罗氏搭上他全家族的身家性命。在为国平乱(因为乱确实祸民,确是国事)完成后,他乐得功成身退。满家天下怎么样,杀儿子还是用侄子,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不自作多情、不作茧自缚、不自寻烦恼”,没有必要去多干预。他的这一思想深度,不知要高出方孝孺多少倍。

  在我研究了这许多宁海先贤的命运和作为之后,觉得叶梦鼎可以称得上是宁海名儒中一位最有头脑的政治家,最值得后人学习的人物。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好多就是从叶这样的前人处,研究他们的得失成败后学来的。叶梦鼎的从政气节、原则、谋略、学问、进退、自保,实在值得我们宁海后人认真研究和学习。同时,我又为他的生不逢时、后期过于退守、丧失大作为的机会,而深感可惜。也许我们还不明了他当时的处境,他同皇帝、左相贾似道之间的微妙的难以处理的关系。我总觉得方孝孺是不该闯的时候闯了,没有牺牲价值时牺牲了;叶是应该闯时退了,应该牺牲时没有牺牲。这是宁海先贤的两大憾事。

  根据叶柱先生的考据和《叶氏宗谱》,东仓叶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在河南位列公爵,累世封候拜将。秦汉以降,祖上代代为太守、国公。西晋太康年间灭东吴,统一了中国,宁海建县,叶氏二十五世祖叶硕迁浙江建德,食邑吴郡,为大将军。四十八世祖叶景湘,为唐散骑常待都虞候,任宁海县令。其叔伯兄弟叶景庄,为唐御史,第七个儿子叶温裕官至晚唐吏部尚书、光禄大夫,同朱温不合弃官归隐,迁到宁海东仓,这就是宁海叶氏始祖的肇始,一直定居下来。在宁海再传十二世330年而有梦鼎。因此,叶氏其实一直是中国的名门望族,随北方贵族占有江南而到南方为官。这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家族,“鼎鼐递袭,簪缨相望”。叶梦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名门望族的教育和诗礼传家传统的熏陶。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天生同政治有不解之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谓退隐山林,远离政治,其实都是察乱世、避暴政自保而已,并非真的不想做官。儒学不像道教,是经世致用之学,是入世之学,因此尽管叶家隐居宁海有祖训不为官从政,连续已经有十二代子孙不仕,到梦鼎一辈还是去考了太学,步入政坛。他从小饱学,一试成名,五年后太学毕业殿试,“文行俱美”名列前茅而称“释褐状元”。授文林郎、外放江西上饶任信州军事推官,从此走上政坛。他的从政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苦读、高中、为官的正道。他33岁考入太学,38岁殿试入仕林,长期当地方上小官,颇有政声。44岁召回京城,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朝奉郎、兵部郎官兼兵器少监;48岁外放袁州(江西宜春)转运使;52岁任江西提举兼吉州知府。54岁又回朝,任国子祭酒、国史编修。55岁兼礼部侍郎,同右相丁大全、参知政事贾似道不合,被外放福建建宁知府。到61岁召为太子詹事,62岁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进入正部级行列。64岁入枢密院,65岁任参知政事,与贾似道同为内阁大臣。理宗崩,度宗立,授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资政殿大学士,知庆元(现宁波台州地区)府、兼沿海制置史(海疆大吏)。68岁拜右丞相兼枢密院使,封越国公,观文殿大学士,此时已经位列三公,已是中国知识精英为官的最高层。70岁坚决辞官,“单车宵遁”回家养老。叶75岁闲居宁海东仓时,好色软弱的度宋皇帝驾崩,在位十年,四岁的恭宗即位,太后临朝。80岁时,南宋亡、叶亦同年逝世,一生与南宋一起画上句号。宁海同朝的大文豪舒岳祥挽诗曰:“咸淳无正史,德祐少完人。他日修公传,终身作宋臣。渊明还死晋,高皓本逃秦。壮士原无泪,西风自湿巾。”

  关于叶梦鼎的政绩,叶柱先生的这本传记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而且都是信史,全部考之有据。总结他的一生,靠苦读成名,靠学问入仕,靠正派立朝。大器晚成,到55岁手中才开始有了实权(礼部、兵部、吏部尚书,身兼三个部长位置),但基本上仍限于皇帝谋臣的层次。且朝廷内阁中已经有贾似道、丁大全等佞臣当道钳制,度宗又是一个只会哭和享乐的软弱无能的皇帝,因此叶梦鼎虽然一直受到度宗的信任,也已经大权在握,仍然难有作为。在治国方针谋略上、在对付北方元兵侵略上,都没有能够有明显的建树。只能一次次、无数次地“请辞”官位,皇帝不同意,他最后就“单车宵遁”逃官而去。使我们不禁为之扼腕长叹。一方面,他确实年事已高(70岁);二因为,权臣贾似道当道他难有作为;三也说明他对宋室江山和度宗的深深失望,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回宁海山林隐居以自保。他离朝后十年,寡妇幼主,南宋就亡了,他也于同年去世。对国家责任的逃避,最后仍然难免亡国。但叶梦鼎自己一家最终得以保全,没有像后朝方孝孺一样以全族人性命为建文帝殉葬。他的这种“退而自保”,究竟是一种政治智慧,还是一种明哲保身缺乏家国道义责任?

  考察了这么多宁海先贤的行状和得失,作为宁海人,对历代名人的精神文化遗产,应该如何进行甄别,如何进行批判和继承?

  首先,要继承宁海先贤舍身报国、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优秀传统。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历代宁海名儒坚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有抱负、勤修学、有涵养、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关注民生、正直无私、刚正不阿、往往舍生取义。在国有危难之时,能够勇敢站出来独当其任,勇于负责。在百姓有难,民生多艰时,能够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甘冒下狱、杀身的风险为民请命。如陈长官、方克勤、叶伯巨的行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拜金主义风气和官场缺钙、自私、奢糜的环境下,这种气节传统尤其难能可贵。“千秋灵气出名儒”,这是宁海名儒传统中最宝贵的遗产,是优秀知识分子守身、报国、经世致用的基本条件。宁海士子和学子要坚守和传承,不要被方克勤、方孝孺、叶伯巨等人的鲜血吓住。

  其次,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真正以国家、人民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而不能盲目崇拜宁海历代名人中的那种迂腐不化的愚忠观念。有的学者说,看待方孝孺这样的历史人物,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按现在的要求去评价他们。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鉴古是为了知今。今日的政治环境,同样有一个忠于权力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同样有一个时势变化、选择发展方向的问题。这个判断的标准,应该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义,看是不是有利于国家进步、人民富强。而不是不问大局地忠于某一集团的利益。要眼睛向下,对人民负责;而不是眼睛向上,唯上是从。中共元老陈云担任中顾委副主任时曾说:为官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但在一个官由上授、位由上赐的政治格局中,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代价也非常大。有的人就是因为坚守这一点而被逐出权力圈。但随着中国的民主与文明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官由民选的一天终会到来。因此,“向下负责”的宁海先贤的这一传统,应当坚持,一是为了公理和气节,二是为了将来的政治机遇选择。

  第三,要学会察势、守成、迂回和变通,不能遇事撞南墙不回头。宁海人有国家责任感,喜欢越级上书言事,而上书往往招祸。叶梦鼎后代子孙叶伯巨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一点教训非常深刻。不会察势、守成、喜欢露头,个人英雄主义,成了宁海优秀人才夭折的一种重要现象。迂回不是圆滑,变通不是放弃原则。中国的政治哲学,其实所有国家的政治哲学,都是在不断的妥协、协调、合意、放弃中寻求平衡点。象叶梦鼎,他在遇到贾似道的专权之际,没有努力去迂回谋取皇帝的信任,限制和夺取贾的权力,利用已有的右丞相的权力尽力而为,而是选择了逃避。他离开朝庭后,南宋终于完全落入贾似道的政治轨迹,一步步带向灭亡。实际上以叶当时的权势,如果舍身为国,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虽然南宋可能仍然免不了灭亡,但可能不会灭得如此快。叶梦鼎的遭遇,同方孝孺同皇帝激烈对抗时的大势已去、大局已定不同。但由于看不起、看不惯贾似道,不愿与他共事,而一直来都选择了退让,放弃了作为。结果他是完全失败了,在东仓老家看着南宋一步步死亡,家国之殇,一直到死他都是非常痛苦的。另象方孝孺,在历史重要关头,他个人可以选择不合作,但没有必要为朱家的内斗去直接激烈地交锋,最后导致灭门之祸。因为在建文帝失踪、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的坚持只会导致更久的内战,进一步导致百姓生灵涂碳。意气用事的激化矛盾更无足取。显然,他在追求的是一种封建道义和法统,是纪纲。而这个纪纲,此时已经是朱家的家法,已经救不了人民,实现不了国泰民安。因此,叶梦鼎、叶伯巨、方孝孺在察势、守成、识时局问题上,都是有深刻的教训的。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

  第四,宁海人要外出,要走出狭隘的“山隅文化”,养成宽广达观的胸怀。要接受各种思想和文化的洗礼。宁海历史上境偏人稀,交通闭塞,地脊民贫,邑人好斗、好讼、认死理,刻薄不饶人,不善协同合作,目光短浅,自视甚高,同行相轻,看不起别人。俚语“宁海斜”、“顺风拐”,很形象地体现了宁海人劣根性的一面。要鼓励宁海的青年才俊考上大学走出宁海,走向全国、全球,打开眼界,参与到各地、各个领域建功立业。功成名就后回报桑梓。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有出息的宁海人都是在外面立业成名的。回过来,宁海人还要学会宽容。得放手时且放手,见人之长宽人之短。对历任到宁海为官的人,要看到他们的成绩和功业,不能一味挑刺、指责、举报,“放鞭炮”送前任。要以和谐促发展,不能以好斗争高下。

  第五,要正确地对后代进行传统教育和引导。对历史名人不要停留在浅层的悲情崇拜,也不要搞光宗耀祖式的“高官崇拜”,某地出过宰相,某地出过探花,以为就了不起。不要唯官是瞻,好象只有当大官的才是宁海的骄傲,其他的都视而不见。从政为官,造福一方,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一个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建功立业,对社会和历史有贡献的,还有很多的途径和领域。对宁海历史文化要真正反思,取其精华,去其糟泊。对历史名人要结合宁海的人文地理,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客观地、科学地、有选择地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

叶柱先生是我1977年考大学时候的老师。作为宁海叶氏传人,先生的道德文章同样堪称楷模,在学生中有口皆碑。其对中国古文学、古汉语和宁海古代语言文学的研究和解悟,在当代宁海学人中是为数不太多的。多年来,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潜心研究宁海地方文化,整理宁海乡土文学,研究宁海岁时习俗,考据历代宁海名儒,出了许多文学作品,有《得月轩诗文选集》等作品传世。这次他应宁海文联之约著成此书,第一次向当代宁海人全面、真实地介绍了叶梦鼎这个宁海历史上唯一真正位列三公的政治家,而且考据详实、汇辑全面,评述精到,使这位宁海今人尚不完全了解的大政治家,有了一个全面可信的展示。这是非常有意义而难得的。作为学生后学,我深为先生晚年能够有如此力作而钦佩,也为他有此硕果而高兴。丞相先贤泉下有知,当深为嘉慰。

  宁海近年宣传徐霞客,搞开游节,搞徐霞客大道,对促进宁海知名度,开展生态旅游,拉动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对于宁海来说,徐霞客的历史人文底蕴尚嫌不足。徐的一生是出世的,而不是入世的。对宁海而言只是客居数天的一个游客,无非是开始写了段游记,其文学功底和意蕴,也不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因此,将其作为一个经济功能的载体是可以的,而作为宁海人文功底的载体则难以胜任。宁海名人的精神遗产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认真开掘有助于增加宁海的人文历史的厚度,扩大其张力,培养出宁海后世的政治人物和学问大家。从这个角度而言,《叶梦鼎传》和其他宁海先贤系列传记的完成出版,是值得庆贺和大书一笔的。

  本为受命作序,汪漾竟达万言,我的这番议论,定有失当狂谬之处。妄忝卷首,诚惶恐之至,仅作一家言。唯望先生和读者诸君不吝教正。

(2009年5月26日,陈有西于杭州上海旅次)


[1] 本文原应宁海县政治协商会议《宁海政协》创刊号约稿而成,恰叶柱先生嘱序《叶梦鼎传》,所论相类,文意增删,对叶相行迹作了重点增述,是代为本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