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报:陈有西谈法治浙江十年

2012-10-19 15:29:59阅读:2320次

法治浙江 民本为先

依法治省为浙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时报特约记者 翁一 
 
  

  回望浙江十年法治建设,须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与改革进程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此,浙江提出依法治省方略并走在了全国前列。2006年,国家副主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又提出建设“法治浙江”战略。过去十年,正是依法治省与“法治浙江”,为浙江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与制度保障。

 

  ●访谈嘉宾

  陈有西

  浙江宁海人。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

  作为律师,他办理了大量有影响的案件,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公司并购、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境外上市、重大行政诉讼和集团诉讼。2007年获浙江省律师事业突出贡献奖;2010年获《时代周报》时代人物、《中国律师》杂志年度新闻人物;2011年获《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国年度魅力人物”。是一位学术和实务兼长的学者型律师。

  陈有西发表了大量法学论文和十多本法学著作,主要有《定罪量刑指南》《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适用概论》《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知识产权法》等,其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是中国法律人博客点击量最高的网站,2012年9月已经达5100余万人次。

 

 

 

  浙江法治建设在全国走在前列

  青年时报:探讨浙江十年法治建设,必然离不开整个国家的法治大环境。请谈谈过去十年中国法治进程的大致脉络。 

  陈有西:总的来说,过去十年,中国法治进程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逐步迈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整体上已做到了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得到了逐步完善,严格执法方面有了巨大进步。

  但与此同时,也有诸多法律问题未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环节没有解决好,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已经积累得非常严重。其一,有法不依。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有关部门不执法。其二,执法不严。司法受到金钱、权力、人情的腐蚀,一些司法判决不公。其三,司法无能。法律打白条的现象不在少数,群众相信上访而不相信司法。其四,司法腐败。

  所以,这十年,中国法治进程有进步,也有值得忧虑的地方。 

  青年时报:那么,浙江十年法治建设在整个中国法治进程中处于什么地位? 

  陈有西:首先,相较于其他省份,浙江的社会治安环境比较好,这得益于浙江的经济环境、人文素质和依法治省战略。200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并深入实践“平安浙江”建设,浙江十一个地区,在社会评价度、人民满意度等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其次,在全国较早地落实了依法治省战略,促进了观念转变。2005、200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法治浙江”。随着“法治浙江”建设的深入贯彻和落实,对浙江官员思想观念和行政方式的转变、人民法治观念的提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浙江人素质比较好,肯吃苦,守规矩。无论是司法公正,还是整个法律信任程度,浙江在全国都处于上游水平。官员相对守规矩,司法相对公正。律师行业十年间也有了大发展。

  第四,政府管理在总体上能够做到依法行政,并促进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官员清楚,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以疏导的方式管理这个社会,而非高压式的管理模式。浙江各级政府的法制部门配备比较强,行政复议中解决了大量问题。

  第五,人民依法办事观念开始形成,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过去有事找关系,现在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找律师已经是常见现象,律师服务范围扩大迅速,政府也开始购买法律服务。这些反过来促进了法律服务业的上规模上水平,律师的服务水平也大幅提高。

  所以,浙江法治进程在中国的法治大环境中,我的评价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走在全国法治建设的前列。

 

 


  “法治浙江”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青年时报:过去十年,浙江法治建设用力最深的举措就是,2006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并深入实践建设“法治浙江”。建设“法治浙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当前浙江社会多方合力的结果,是浙江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选择。其中,民营经济大发展是十年间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核心的关键词。您认为建设“法治浙江”与浙江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陈有西:过去十年,浙江有诸多亮点,但我认为最大的两个亮点就是,建设“法治浙江”和民营经济大发展。前者关乎社会治理、社会管理,后者关乎经济发展、民生体恤。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提出建设“法治浙江”战略,是有一定深意的。十年前,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在这之后,全国各地都跟着提出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浙江依法治省方略的提出走在全国前列,在江苏省提出依法治省后,第二个提出。而浙江通过省委作了决定,省人大作了依法治省的决议,落实得更扎实。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为建设“法治浙江”从理论上提供了方向。浙江不仅具备建设“法治浙江”的微观条件,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比较成熟,加之生产力发展,为建设“法治浙江”提供了充裕的物质保障。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就是1978年一直到现在,浙江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探索,最早催生了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保护私有财产,二是保护民营经济。所谓民营经济,前提条件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对私有财产保护、产权明晰、主体独立这几个要素。这方面,浙江走在全国前列。浙江慢慢发展壮大了温州模式,并培育出了诸如义乌模式等新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完全是低成本,通过浙江民营企业家自我奋斗、自力更生慢慢成长起来。

  纵观浙江民营经济近四十年的发展,可以发现从温州模式发展到义乌模式(义乌模式实际上是扩大了温州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而又影响到台州、宁波、杭嘉湖地区、萧绍地区,这一模式是适合浙江省情的。

  在这个基础上,市场经济需要讲规则,最好的规则就是法律原则。因此,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按照计划经济的规则,是无法给予民营经济平等地位的。所以说,保护民营经济只有依靠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而保护私有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也与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密切相关。

  正是基于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司法必须公正,行政必须依法,无形中就把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法治浙江”与民主进程

  青年时报:回顾浙江十年法治建设,特别是2006年提出并实践依法治省战略与建设“法治浙江”,对浙江的民主进程有哪些推动作用? 

  陈有西:其一,通过依法治省与建设“法治浙江”的深入实践,人的观念不断更新,各阶层慢慢养成了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习惯。特别是浙江省各级政府的法治观念都得到了提高,许多政府会请律师顾问团。

  其二,浙江省基层民主政治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村民自治方面有了大踏步的前进,这一点可能是鲜为人知的。近两三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依法打击了农村中存在的贿赂选举、暴力选举、宗派势力,既保护了民众选举的权利,也避免了破坏选举现象的发生。

  其三,浙江律师业发展较快。除了律师人数翻番,律师群体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各领域的活动当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浙江律师既帮助百姓维护权益,又帮助政府防止错误行政的发生,帮助政府提高执政的质量和依法办事的水平。

  其四,浙江公安机关高效。近几年浙江重大案件的破案率较高,整个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在全国范围来看属于领先。杭州、宁波等宜居城市、生活品质之城的打造与公安机关的高效运转有着密切关系。


 

 

  从法治角度看浙江精神

  青年时报:浙江精神是过去30多年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您如何从法治角度看待浙江精神? 

  陈有西:从法治层面来探讨浙江精神,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浙江精神主要是以下几个特点:

  一、浙江相对来说比较富有。中产阶级队伍庞大,因此,浙江人更显理性、温和。

  二、浙江人比较开放。浙江人的开放既包括对国内地区的开放,也包括对国际的开放。浙江人非常包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浙江人也善于走出去和引进来,且不排外。

  三、浙江人刻苦顽强、百折不挠。浙商在山西投资,损失巨大,也没有哭天叫地,照样在全国继续投资,屡败屡战,浙江商会发展也非常健康。

  四、浙江人讲规则。到一个地方去,会按照当地招商引资的政策,按照当地政府给出的条件,还会带上律师对投资项目进行研究论证。遇到问题,都会找法庭解决。

  这四个特征既是一种浙江精神、浙江经济方面的特征,也是浙江法治的精神,特别是讲规则、讲理性,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强大基础。


  司法改革有待走向深化

  青年时报:从2008年开始,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司法改革。司法改革遂成为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域共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由司法改革的路径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也提出全面贯彻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举措。十年中,浙江出了一些知名的案件,作为一名职业律师,通过对这些重大案件审理进展和效果分析,您认为浙江司法有哪些方面亟待改善? 

  陈有西:过去几年,浙江的确在金融、土地、反腐败这三个领域均发生了大案。

  在金融方面的大案,体现了浙江民间金融的活跃以及缺乏管理和引导的无奈现状,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金融体制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民间金融主要有两方面需求,一方面大量的资本需要投资却找不到渠道,缺少一个合法有效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需要资本却得不到贷款,企业没有流动资金。这两个需求产生了金融秩序的混乱,民间非理性资金就来填补空白,由此出现了一些“金融犯罪”,由此催生了温州金融体制的改革,国务院为此批准在温州设立金融体制改革试验区。

  这类案件有些体现了民间金融体制和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社会金融管理方式和现实严重脱节这一不争的事实。还有就是司法权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是否恰当的问题。同样一个社会问题,既可以用民法来解决,也可以用刑法来解决。这给了我们官员更多的思考。

  土地领域的大案,折射了整个国家的土地制度问题。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全国现象,非浙江特有,高地价其实也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对农民的过度抽取就导致了社会矛盾对立,导致了官民矛盾的激化。所以,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也是下一步要做得更好的。

  浙江反腐败成绩很大,但是也有失误明显的案件。人民群众希望反腐败,但另一方面,反腐败应当尽量避免伤及无辜。真正的腐败分子需要打击,不是腐败分子的,也要坚决保护其基本人权。

  司法问题还包括法院的腐败问题,浙江这十年中也出了一些案例。这些问题,很多是制度性的,但是人的素质因素也是关键的。

 

 

让法治浙江领跑全国 
 
 
  ●未来十年·期许

  青年时报:回眸过去十年浙江法治建设,实为浙江未来十年法治进程未雨绸缪。您对未来浙江法治建设有哪些期许? 

  陈有西:浙江未来十年的趋势有赖于整个国家的趋势。

  下一步如何走,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依法行政。官员首先要遵守法规,以往普法的重点都放在民众上,接下来应该放在官员上。

  第二,在法院建设方面,要着手建立整顿好法官队伍。把法官变成一支相对超脱、清廉的队伍。只尊重法律,不会看任何人的眼色行事,也不受金钱权力的干扰。

  第三,继续大力发展律师队伍。能够让法律专家和律师进一步发挥作用,针对社会各个领域不同层面有的放矢。不管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企业的行为、政府的行为等,矛盾纠纷都能够尊重律师的作用,把街头暴力带到理性的法庭上去解决,这是浙江安定的根本性条件。既要相信律师的作用,同时,也要整顿律师队伍中的不良分子。坚决把那些无良的、坑蒙拐骗的、只挣钱不做事的、甚至是勾兑的律师,清除出律师队伍。

  第四,有关警察教育培训。总体上,浙江的警察还是比较高效的,得到老百姓拥护的,这是主流。但是,也存在警察插手经济纠纷,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友谋利,把经济行为、民事行为当作经济犯罪来打击等现象。这样的现象要严加防范,也是警察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高效的破案与不做生意,是警察队伍必须做到的。

  第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扩大民主化成果。基层自治、人民代表选举要真正落到实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方面浙江是可以有所作为,并走在全国前列。

  第六,舆论要适当放开。舆论应该养成一种让人民说话、让人民批评政府的习惯。官员要容忍并适应舆论的适度放开。

  第七,加强普法,对干部和群众继续进行普法教育。官员主要是控权教育,人民主要是守法教育和权利意识教育。使人们群众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用非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最后,浙江要有持续的开放心态。无论省内省外,浙江人都要继续走出浙江、走出中国,对外投资、引进外商,把浙江经济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是浙江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必须传承下去。如果我们跟世界融为一体,浙江整个观念就不会落后,永远能够往前走,而且浙江的行事规则就不会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