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孙伟铭死刑改判与法律理性

2009-09-11 21:05:52阅读:1547次

陈有西:孙伟铭死刑改判与法律理性

《人民网》、《中国网》9月11日文章

     成都市孙伟铭一审判处死刑后,我在人民网发表的《醉驾该不该入刑》一文中,明确指出是错案,对一审判决的定罪和量刑都表示了质疑。9月8日,孙案二审在四川高院宣判,维持定罪,改变量刑,孙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从法律效果看,该案得到了多数社会人士的认可,也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认可。最高法院对该案当天就发表了权威性的访谈,实际上相当于一种裁判释疑。我认为二审的判决体现了一种司法的冷静和理性,是一种进步。但是,对这类罪名认定的争议,不会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一疑释而完全消除。刑法理论上的争论刚刚打开了一扇门。

    一、本案的终审判决体现了我国司法已经趋于守护法律理性。

  一审法院的判决,开了中国法院对起因于过失的犯罪判死刑的先例。而且其原因,不光是因为本案的后果确实严重,更因为全国性网络舆论的压力。如果此案真如一审判决,对孙死刑执行,如我原文所说,将会铸成大错,不出三五年就会被法律界公认为错案。二审法院和检察院(作为控方明确建议不宜适用死刑)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能够坚守司法的冷静和理性,实属难能可贵。其律师的尽职辩护也功不可没。从最高法院同日即发布释疑来看,该案无疑是经过最高法院的研究后终裁的。这就体现了中国已经有了来自司法各界的、综合性的、理性稳定的司法力量,能够守护社会法治的底线,不会因为一种过激的情绪去做出极端的事来。这已经超出了个案的意义,是我们国家的幸事。

二、“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的观念已经开始影响法院审判。

  “判案考虑舆情”已经是最高法院主要领导多次强调的观念。毋庸讳言,如果没有这样强烈的舆论环境压力,这样一片喊杀的呼声,本案不可能被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的定性,可以说主要动因是为了接受社会的呼声严惩醉驾肇事者,网民“功不可没”。今年连续出了“豪车”、“醉驾”肇事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社会上出于“人车争路”的现实空间冲突,和“仇富”心理,以“一命抵一命”同态复仇观念,很多人要求判这些肇事者死刑。当一些法律学者指出交通肇事不逃逸,最多只能判七年的时候,网上舆论转而批评我国立法过轻;当知道还有一个“以危险方法致人死亡罪”可以判到死刑的时候,舆论一下子转向支持定这个罪,然后就有网民和专家论证“放任故意”、“间接故意”的事实、证据、情节、法理,最后导向性意见几乎就是非定这个罪名不可。因此,这个定性并不是法院定的,是舆情影响了公安和检察,按此罪名定性侦查和批捕、起诉,最后法院已经不可能逆势去改变定罪,也只能按这个罪名定罪量刑,并要“找”出法律上的理由来。

  这样分析有没有依据呢?有的。依据就是中国往年也是这样的法院,刑法1979年修订后已经30年,罪名也一直定在那里,法律构成要件也没有变过,而以往没有一件过失导致交通死人事件被确定为这个罪名,除非是有预谋的故意驾车撞人杀人行为,确实有定此罪判死刑判例。为什么今年大家就如此“一致”地说可以定这个罪?而法院也“恍然大悟”说我国刑法原来就有这个“本意”?不是法官突然发现了新的法律概念,也不是本罪在今年含义突然作了改变,而是舆论直接地影响了现实中的司法。在本案中这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对这种影响,现在法学界叫好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直在争论,有褒有贬,目前莫衷一是。但同当前“和谐司法”、“司法为民”、“尊重舆情”的要求无疑是吻合的。体现了观念影响司法。

三、孙案判决开了从后果“客观归罪”倒推“主观犯意”的先例。

  确定罪名的一个关键点,是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从行为人的本意出发来分析,而不能从客观后果倒推来归罪。即使象杀人和伤害这样的行为,也不能人死即定杀人,人伤就定伤害,而是要综合分析罪犯的主观意图是想杀死一个人,还是只伤害一下不剥夺其生命。不能按照客观后果去归罪。

  四川高院的判决,明确指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是故意犯罪。但无论是其判决释理,还是最高法院的访谈释疑,都将孙伟铭的行为认定为“放任的间接故意”。但对孙“放任的”是什么后果发生,仍然语焉不详。从判决认定看,是认为他“放任”了开车撞死人的“间接故意”。 显然,这种认定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二审判决是如何认定孙伟铭的故意犯罪的?《判决书》认定理由要点如下:1、长期无证驾驶车辆。2、多次违章。3、汽车是能高速行驶的特殊工具,易给社会造成危害。4、孙伟铭受过教育、明知国家的规定。5、本次醉酒出现追尾事故后,不计后果超过限速二倍以上穿行逃逸。6、违章跨越道路双黄实线,冲撞多辆车辆,造成四死一伤严重后果。

  如果没有本案后果,前面的五点,都不可能构成本罪。只能构成行政处罚最多拘留的要件。如果前五点就构成本罪,那么孙伟铭从无证驾驶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犯罪人了。这样推而广之,可以判此罪的人就多了。而第六点,则完全符合逃逸中再过失肇事闯大祸的特征,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孙是在放任自己去撞人,因为他撞人后更加逃不掉,同其本意指向恰是相违背的。他的主观意图是逃走。这个主观意图牵连出了撞人的后果,那定性是不能按牵连出来的后果去确定的。因此,本案是由后果“归责”出主观犯意。因为后果太严重了,不重判没有办法均衡,只有适用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来判。

  孙有放任自己酒后驾车的故意,没有放任自己撞人的故意。在他清醒时如此,酒醉后更是无法预见。对于醉酒驾车,他是明知并放任的;对于撞死人,他显然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认为自己不可能会撞人闯祸。如果他知道,他不会开车去送他的父母到车站,因为这也可能致其父母和自己于车祸。“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是有对社会的仇恨和对不特定对象进行侵害的主观犯意。“间接故意、放任”无法构成这一“严重”的“敌视社会”的“作为”性质的犯罪。孙伟铭不仇视社会,也不认识被害人,他没有故意去危害社会的意图。自信的过失、大意的过失、逃跑中闯出更大祸的过失,同故意犯罪是有本质不同的。

四,关于钱能否买命的问题。

  社会舆论一般认为,孙案在定罪没有改变,量刑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父亲卖房子赔偿受害人的举措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判决书》列明的改判理由是:“孙伟铭系间接故意犯罪,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与驾车撞击车辆、行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犯罪有所不同,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其真诚悔罪,并通过亲属因此出具了谅解书,依法可从轻处罚。基于以上因素综合衡量,孙伟铭尚不属罪行极其严重必须施予极刑的罪犯。”应该说,这些量刑改判的理由是充足得当的。但是,赔偿好能否作为免死理由,同样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刑罚的原则,是罚当其罪,功不能抵过,钱不能买刑。否则就会导致有钱人逃脱法律制裁的后果,导致法律面前无法平等。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以钱卖刑”的现象非常普遍,一般都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在贪渎犯罪(如受贿)、侵财型犯罪(如诈骗)中,退赃直接影响量刑。在人身损害的犯罪中,经济上的补偿状况,同样被作为量刑情节直接考虑。但是,这种做法如果过分强调,就会出现法律向有钱人倾斜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本案中的孙父不是有钱人,他的行为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但是,此例如果作为刑法原则来长期适用。司法公正就会严重受损。实际上,本案真正从死刑改为无期,并不是退赔的原因,而是本案的性质明确法定不能判死刑。这也是我一审判决一出就明确指出是错案的原因。四川高院改判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些。夸大经济因素会给社会一种误导。我们肯定孙父,赞成被害人家属这种富有人性化的和解,但要警惕“钱可以买命”的误解。法律,不会因为有钱就可以让一个人逃脱死刑。所以,本罪改判的真正原因,必须向社会讲明,让大家明白。

  孙伟铭案,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我国法律的一些冲撞和进步。同样,留下了一个可能长期影响定罪误导的判例,“逃逸再肇事就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可能会成为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定罪原则。而这个原则我认为是大可商榷的。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思考这些问题。

 

孙伟铭案二审宣判书(全文)

2009-9-10

来源:四川新闻网

 

    四川新闻网成都9月8日讯 (记者刘侠 宋艳 安显韬 张进春)四川新闻网记者独家刊登二审宣判书全文。

  全文如下:

  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公开宣判,作出了(2009)川刑终字第690号刑事判决: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刑(2009)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孙伟铭的定罪部分;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孙伟铭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于2009年7月22日作出(2009)成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被告人孙伟铭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陈王莉、王敏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及其辩护人施杰、陈红到庭参加诉讼。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28日,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了车牌号为川A43K66的别克牌轿车。在未取得合法驾驶的情况下,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词交通违法记录。2008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与其父母在成都市成华区万年场“四方阁”酒楼为亲属祝寿,期间大量饮酒。16时许,孙伟铭驾驶川A43K66车送其父母到成都市火车北站搭乘火车,之后驾车折返至城东成东路向成都市龙泉驿区方向行驶。17时许,行至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孙伟铭驾车从后面冲撞与其向行驶川A9T332比亚迪轿车车尾部。其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向前超速行驶,并在成龙路“卓锦乘”路段违章超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与对面车道正常行驶的川AVD241福特蒙迪欧轿车、川AMC337奇瑞QQ轿车发生碰撞擦刮,致川AUZ872长安奔奔牌轿车内张景全及尹国辉夫妇、金亚民及张成秀夫妇死亡,另一乘客代玉秀重伤,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共计5万余元。交通警察接群众报案后赶至现场将孙伟铭抓获,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车辆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公里/小时;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100毫升。

  另查明,案发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委托其父变卖名下财产筹款、其父亲亦全力筹款,倾力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获得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

  综合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孙伟铭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及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检查意见,对本案的焦点问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原判存在重大遗漏的问题。经审查,辩护人出示的视频资料及相关分析说明不能确认孙伟铭所驾车辆在案发前与白色微型车发生过擦刮,也没有白色车车主的报案及相关痕迹勘验,确认该情节的依据不足,不予认定。孙伟铭无证、醉酒、高速危险行驶、在不具备通行条件下强行通过时车辆失去控制引发车祸的直接原因,与其驾驶车辆是否与白色车发生擦刮没有因果关系。对辩护人出示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相应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

  (二)关于辩护人出示的孙伟铭所在工作单位及同事、朋友、其资助对象的证明和证言。经审查,该组证据证明了孙伟铭案发前的生活、工作状况,但与本案事实及定罪量刑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罪证据。   OK

  (三)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原判认定孙伟铭所驾车辆与比亚迪汽车追尾的证据间存在矛盾和瑕疵问题。经审查,证人刘小红(比亚迪汽车驾驶员)的几次证言间确实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不能据此否定其证明的被追尾撞击的基本事实,且该项事实的认定证据还有现场勘查笔录、相关痕迹检验及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在比亚迪汽车被撞部位也查见孙伟铭所驾别克车号牌痕迹,足以认定。

  (四)关于孙伟铭行为的定罪。检方主张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辩方主张构成交通肇事罪。经审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均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所持的主观心态不同。?前者为故意犯罪,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心态;后者为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后果。从本案事实及证据证明的情况看,上诉人孙伟铭购置汽车后,未经正规驾驶培训长期无证驾驶车辆,并多次违章。众所周知,汽车作为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其使社会受益的同时,由于其高速行驶的特性又易给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国家历来对车辆上路行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孙伟铭作为受过一定教育、具有安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明知国家的规定,仍漠视社会公众和重大财产安全,藐视法律、法规,长期持续违章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的公共道路,威胁公众安全。尤其是在本次醉酒驾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后 ,孙伟铭不计后果,放任严重后果的发生,以超过限速二倍以上的速度驾车在车辆、人流密集的道路上穿行逃逸,以致又违章跨越道路黄色双实线,冲撞多辆车辆,造成四死一伤、公私财产损失数万元的严重后果。事实表明,孙伟铭对其本次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完全能够预见,其虽不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但其完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间无任何避免的措施,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规定,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辩护人所提孙伟铭在犯罪主观上属于过于自信过失的意见,不能成立

  (五)关于对孙伟铭的量刑。上诉人孙伟铭无证、醉酒、超限速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进行危险驾驶,致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万余元,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严惩。但孙伟铭系间接故意犯罪,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与驾车撞击车辆、行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犯罪有所不同,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其真诚悔罪,并通过亲属因此出具了谅解书,依法可从轻处罚。基于以上因素综合衡量孙伟铭尚不属罪行极其严重必须施予极刑的罪犯。

  综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孙伟铭所提不是故意犯罪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孙伟铭的行为应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原判存在重大事实遗漏的辩护意见,因证据不足且所提情节与本案事实及定性没有关联,不予采纳。孙伟铭及其辩护人所提的有真诚悔罪表现、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判认定事实和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上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