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法政人的人文素养

2014-06-14 22:36:30阅读:2728次

法政人的人文素养

--从贺卫方《逍遥法外》谈起

谢志浩

更新时间:2014-03-19 20:55:09

 

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敝人上次法律人讲座是去年1月24日,正好是那一天,中国法律人的大将邓正来去世。所以,当天在讲百年中国法学图景时,不免对邓正来先生,投以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

   贺卫方和邓正来一样,同属于第五代法政人。上一代就是"老鹤"的恩师,江平先生,江平这一代法政人,在百年中国法政图景中,属于第四代。他们的人生际遇,空前绝后。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

   第四代法政人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代,沉郁顿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历了很多的辛酸苦辣。第四代的法律人,像江平先生这一代,就特别的艰难。

   江平先生这位法律界一个大个头的右派,终于在人生的"下午茶"迎来了依法治国的时代,成为如今中国法律界的"保护神"。

   1978年山东牟平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就是贺卫方,在个人机缘和社会时代的交汇下,成为第五代的法政人,这里面,确实有着殊胜因缘。贺卫方当初自己填报的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发现,当代很多法政人,如贺卫方,如梁治平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朱苏力(贺的北大同事)都有很浓厚的人文情怀,大概与当时整个中国法律界正面临冰雪消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分不开的。

   第五代法政人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朦胧诗的思潮,一种对文化、对人生的使命感和自觉。现在中国的一些著名法政人,像大律师陈有西、陈光武;大学者邓正来先生、梁治平先生,还有贺卫方先生,都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的校园文化,非常之活跃,和民国年间有的一拼。

   看老北大那个时代的学生,都是时代的弄潮儿,像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顾颉刚、段锡朋等办的刊物,像《新潮》。像现在的校园,还有没有学生团体能够办这样一个和时代紧密结合的刊物?当时包括贺卫方先生所读的"西南联大",也就是西南政法,都处于一种复兴的状态,整个大环境给人一种诸子百家、兼容并蓄、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类似民国老大学的环境,这得益于邓小平。邓公要结束那种不正常的情况,而是要"恢复"高考。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恢复",更是一种重新的开启。像毛主席时代,把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学科都取消了,所有的社会科学,不是扭曲变形,就是"积贫积弱"。 所以那个时代只有政法,没有法政,就像说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这和晚清民国,大异其趣。晚清,朝廷设置不少法政学堂,培养法政人才。毛主席时代,这种情形倒过来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年开几次会,发布中央文件,包括领导的批示,都是治国的"法宝"。既然政治决定一切,自然,也能决定法律。政法学院,都属于特种材料制成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一般的法律人,而是无产阶级专制的利器,属于"刀把子"。

   文化大革命晚期,老人家意识到停止高等教育,也不像样,大学也是需要的,但,要求恢复理工科的大学。

   贺卫方西南政法大学的78级学生,因为他们比中国政法招生更早,当时那一届被号称为一百单八将,个个毕业后都在抢占法律界的地盘,成为西南政法至今的荣耀,人称"西南政法现象"。这一代人和第四代的人有一些不同,第四代人依靠的是政策,靠毛主席老人家的几句话,一个政策,就能成为法律;但到第五代的经济社会,就将依法治国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细想一下,两个时代相贯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党一直在主持,怎么样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另外一点就在于,法律一直受制于政治,法律是政治长期稳定状态的一种结果,一种总结。

   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就像贺卫方这一代人成长的大背景,正是政治。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党史,法律讲座中,印象深刻的是孙国华先生,老先生声如洪钟啊,提出"法哪是什么契约,法的本质是阶级性"。既然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那法的阶级性就不言而喻。

   高王凌先生有一个观点,历史是让人吃苦的,受罪的,吃N重苦,受N重罪。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这十年,特别的不正常,是一种不正常的法律关系和社会环境,走到了一种极致。像那段10年的上山下乡,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一种"空白"。最终,导致物极必反,所以到了1978年,就体现出了一种比较开明的生态,所以贺卫方先生这样的第五代法政人的"种子"选手,面临的都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环境。所以就是在这个时代,把文化大革命的贱民,给予了一种平等的对待。所以有大学里的壁报,那种生机勃勃的校园文化,风行一时。

  

   (二)

  

   贺卫方先生1960年出生,78年入大学,82年毕业,正好是18岁,正好避过了上山下乡这个时间,是幸运儿,没有被耽误。他不能说是最幸运的,但也差不多了,其他,梁治平当过工人,邓正来当过童工,所以都有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但吃苦吃多了,也是有心结的。

   像贺卫方,几乎是他们班里最年轻的。77、78级为什么出人呢,因为他们憋了10年,心中的梦和追求积郁了10年终于爆发了。班里有很多"老童生",学生向老师学,学生中小的向老的学。此情此景,可谓空前绝后。

   贺卫方先生是很天真、很理想,很浪漫的法学家。清华大学的林来梵先生,也是有点贺卫方的性子,是个很高洁的人。"梵"嘛,当年钱文忠跟着季羡林先生学梵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真是"鸟语花香"。林来梵和贺卫方两个人就有相通的地方。2008年,正是林来梵、孙笑侠,两位礼聘"老鹤"加盟浙江大学,后来的悲催结局,我们都晓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文人办事,现在想来,真是太天真了。

   林来梵先生有个理念,提出来叫"文人法学"。如果让赵秉志先生来看,哪有什么人文,法律就是法条啊。但赵先生也被邓正来先生批判了很多,只会释法,真是不为我们所不取。人应该有自己的自觉啊,要有担当啊,如果出一个法条就写,写到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啊。如果这样算字数来看评价,那鲁迅先生就很不及格了。像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这样的作家、作品,就永远都不过时。

   我们应该有更开阔的胸怀,不妨接受赵秉志这样的法学思维,但如果全是赵先生这样的话,恐怕不行,全是贺卫方先生这样的也不行。大家都有自己的天命所在,贺就是贺,赵就是赵。

   像我比较推崇的几位小说家:史铁生、王小波、杨显惠、老鬼,有着很好的人文素养,对社会生活都有很好的体味。社会中有多元生态的,如果体会不了就写不进作品,即使写了也很牵强。他们的书就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

   林来梵的"文人法学",按我的理解:指法学中应更多的渗透人文关怀。这一理解,不知道是否符合林先生本人的心思?以前常听说"法不容情",言外之意就是法律人就不能有人文关怀,这是不对的。

   像贺卫方先生他们那个时候,国家就很开明,他们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都是"种子选手"。现在这个时代,有些地方真是富可敌国啊,怎么就不能帮助那些清寒的孩子。当时,国家真的穷,但就是可以帮助这些种子选手,帮他们解决学费问题。贺卫方先生当年就想考中文系,就有着一个文学梦。

   就像当年朱苏力写了很多诗,就很像诗人啊,还在后来写了很多法律与文学的材料。苏力所在的北大法律系,就有一位诗人,这就是海子。

   还有就是贺卫方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取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制史专业,研究的是西方法制史。现在从《逍遥法外》中除了少数几篇,也看不出来了。

   这个"逍遥法外"也起得很有意思,一位法学家十年没出过随笔集,现在把自己的一些文章集起来出版,倒是没有看出多么深刻的思想。曾有一篇报道,题目写得很妙--他的思考不沉默。"老鹤"比较深沉的思想,多见于演讲和讲座,形诸笔端的,倒是比较纯净、清澈,多少有些胡适先生的影子。其实,在内心深处,老鹤也是以胡适先生这位北大老校长为榜样,诸位,也许还记得,老鹤2008年6月23日,告别北大的演讲,题目就是--《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逍遥法外》收录《在胡适纪念馆》、《向胡适校长鞠躬》、《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这位已故老校长,在老鹤心中的分量,可窥一斑。

   这个"逍遥",老鹤心中,所冀望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是去探寻法外更多的人文关怀。按照老鹤自己的解释:"我的专业就是西方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德国一位法学家对老鹤启迪很大,"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渐行渐远。"

   我对法学著述的爱好、志趣,也倾向于法律史。研究法律史的学人,他看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太多了,因此,相对而言,会达观一些。

   对待图书,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态度:一种是爱书者,各种门类,杂七杂八,都收入囊中,这类爱书者,都比较待见孙黄两位先生,这可不是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黄兴,而是孙犁和黄裳两位书痴。

   第二种,就是专家,这类人,秉持"术业有专攻",围绕着自己的专业,购买图书,对所购图书,主要是参考使用。

   老鹤,似乎属于第三种人。老鹤与一般专家不同的地方,老鹤是位书痴。流连书店,总是乐此不疲。老鹤也与一般爱书者不同,老鹤毕竟有自己的学术领地。

   老鹤的博客,整齐成一本书,依然有阅读的美感和魅力,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书的名字叫做--《逍遥法外》,装帧设计,别有会心。一只丹顶鹤,意兴阑珊,丹顶鹤的左下方,不是旁人,正是守门老鹤--贺卫方。这是封面唯一的美中不足,一只丹顶鹤,多有意境,多有趣味,非要配上本尊贺卫方的照片,装帧的格局,变得拥挤,更没必要写那么多字。略带忧郁的眼神,悠闲顿时转换成郁闷,败笔,败笔!就直接画个鹤,在书左上角写上"逍遥法外",就很好,就够了。那样的话,整个封面设计,就接近完美了,大家就会更加欢喜。

   老鹤《逍遥法外》第一辑所写的,就是对读书心得的体会,这是很有意思的。看一个爱书家的标准,就看他的家里有没有孙犁、黄裳这两个人的各种版本的集子。贺卫方的爱书与这种爱书人不同,和赵秉志那样的也不同,我觉得可以称为文人之爱。

   老鹤的《逍遥法外》一书,诸如大学的观望,方言的留恋,都体现出了很深切的人文关怀。

   呵呵,敝人一直没有机缘,欣赏老鹤的藏书。就《逍遥法外》第一辑--书中景色,流淌着老鹤的心性,透露出来一点心思。老鹤是一位地道的"钱迷",钱钟书迷,同时,也是杨绛迷。

   一般专家,很少说对离自己比较远的领域,当做一种好玩的事情、作为一种趣味去搜集一些东西,如贺先生对钱钟书著作的爱好。老鹤足迹所至,日本神保町,台湾诚品书店,香港,逛书店也是讲课之外的乐趣。

   现在的专家为了职称、为了升级、为了基金、为了项目、为了课题,比以往民国时代的学者要累多了。像老辈学者,梁任公,一边打麻将,一边写文章这样的。朱自清也很喜欢打麻将嘛!以前的学者就没有这种搞项目、搞职称的事,所以民国学者们不单是敬业,而且是乐业,所以就会培养出很多志趣。理工学界的老辈,如华罗庚先生,就很喜欢梁羽生的书,也很喜欢古诗,他的素养就不同。华罗庚先生,自学成才,不具备家传,也没有师承,都如此有根底,吾辈自愧弗如。

老鹤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老鹤喜摄影,爱旅游,交游广阔,学术会议和普法讲座,连绵不绝。老鹤在行万里路,其实,也是在阅读无字天书。老鹤南行受挫之后,有司就要磨砺一下老鹤的棱角,顿挫一下老鹤的心性,老鹤只得"火速"前往新疆石河子大学,进行支教。老鹤在那里,游历奇异的边疆自然地理,体味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优哉游哉,乐不思蜀!


   真正磨砺老鹤的,反倒是2009年7月5日的"新疆事件",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新疆大臣,绝然停网,直到2010年5月14日,新疆新任大臣入疆复网。此间,老鹤与新疆700万网民,穿越到了互联网"史前时期"。也许,正是这一段失去互联网的生活,老鹤更能体味人间真情之可贵。

   老鹤最近这些年,与律师接触交往日益增加,比较投缘的,像邯郸的宋振江先生、像杭州的陈有西先生。陈有西先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护法者,这位前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也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深切的人文关怀。陈有西引老鹤为同调,理念相近,志趣相同,思想相通。

   冯象先生,哈佛中古文学博士,耶鲁法律博士,志趣高古,是华人法政人中,很有趣的一位高人。记得冯象先生给自己的外甥--宽宽的书信中,回答宽宽大学选何专业为佳,就建议宽宽:不妨选择一个离实务比较远的,比较冷门的专业。冯象先生没有丝毫虚夸,确是耳提面命,现身说法。

   说起冯象先生,这位冯契先生的公子,李赋宁先生的弟子,真是没得挑,堪称当代华人法政人之标杆。

   冯象先生的人文素养,说真话,比老鹤、梁治平诸君,要高出不少。冯象夫子,日前在翻译圣经。

   (三)

  

   2013年,《逍遥法外》阅读一过,我写了一个小的读书杂记,现在还有点时间,正好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书札的背景,是《博客天下》记者向老鹤提问,我就是针对老鹤的回答来写的书札。

   《博客天下》记者问:"作为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法学家,您一直坚持多年的司法独立到现今并没有很大的突破,您对此还抱有希望么?"

   且听老鹤的回答:"在我们这样具有两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指望用三五十年就完成司法独立和法治社会的构建,那的确太过乐观,希望总是有的。"

   老鹤还是比较谨慎乐观的,我就通过这个来看老鹤这些年,我写的书札就以这个为题:《老鹤的进步有点慢》。我对老鹤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他在当代法律人中是很有风骨的,对他的要求不妨更高一些。

   第五代的法律人与第四代的法律人不同,都是能够放眼看世界的了。第四代在人生的盛年,大批特批"封资修";到了第五代,开眼看世界,很快就明白过来,外国有好东西。老鹤作为第五代学者,固然,比起第四代学者,更能体现历史的进步。但是,他们的进步,也仅仅是认为外国有好东西,真正应验了毛润之所言"言必称希腊"。在老鹤心中,希腊不仅仅是参照物,还成为一把尺子,用来衡量中国。

   "我们这样具有两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这样的陈说,挂在老鹤的嘴边,将中国和希腊进行对比时,用希腊和西方来衡量中国,必然得出中国任重道远的结论。也就是说,在老鹤看来,民主和自由,是人家希腊自然有的;极权和专制,则是东方社会自然有的,中国则尤甚。中国漫长的历史,只能看到极权和专制,没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影子。是中国本身没有民主和自由,还是吾辈,不愿意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和自由呢?

   其实希腊时代的自由,与古代部落的习俗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现代法律人是否还有很多人有西方根源就是民主自由,东方人民根源就是集中专制这种观念。在中国的历史里,我们只能看到集中和专制,我们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那就没有这个土壤,那要如何才能改良土壤,如何达到民主自由。就成为老鹤内心深处,一个很大的心结。

   笔者以前的想法,和老鹤一模一样。经过多年的"发覆",准确说,受到高王凌先生的启发,觉今是而昨非。简单说,中国二千年的专制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中国有那么长的专制历史,那么,中国的专制岂不就是胎里带!

   别看,老鹤属于温和自由派,但,依然是充满着焦虑和紧张。似乎,不把中国专制的年代拉长了,就过意不去。另一方面,既然有那么漫长的"专制"历史,老鹤心中,自然淡定不少。

   其实,从辩证法的视角观察,人类有多长自由的历史,就有多长专制的历史;反过来也成立:有多长的专制史,就有多长的自由史。专制与自由,须臾不可离,相克相生,相辅相成。

   只有自由没有专制的社会,有木有?只有专制没有自由的社会,有木有?老鹤很早就接触西方教会法,按理说,应该能够平实看待西方。很长一段时间,贵族可以想办法限制国王,比如说《自由大宪章》;但是,贵族没有办法限制教皇。

   西方现代社会自由的确立过程,多么惊心动魄!因为,在欧洲,自由意味着信仰的自由。很长时间,欧洲人不懂得,异教徒之间实行宽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不错,但是,不要忘记,紧随其后的,就是三十年宗教战争。据安希孟先生说,直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确立"国教",这才彻底明白这个道理。

   像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贵族就没有办法限制"皇权",这是指西方教会的教皇的权利。其实西方的自由,在很长时间里指的就是信仰的自由,但在中国对于信仰并没有教徒之间的流血战争,很早就明白了这个信仰自由的道理。这是不是就能看到中国人有一点自由。

   其实,中国不用宗教战争,不用教徒之间流血漂橹,就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既有不信教的自由,也有信教的自由,非教徒和教徒之间,也没有欧洲的那么紧张。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权利法案竟然规定清教徒有佩带武器的自由。这里面蕴含的况味,吾人当深长思之。还不是清教徒心里有很深的阴影,旧教徒欺凌压迫清教徒的场景,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便宜:好事都是吾辈干的,坏事都是受了老祖宗的影响。一位很有声名的法学家,想不到敬天法祖,难怪要逍遥法外!

   我们现在把什么大帽子、坏东西、说不通的东西都扣到老祖宗的头上去,而把好的东西都认为是新中国做的。只要是不好的东西,就说是祖宗留下来的根子、专制,这样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更宽容一些。如果真要说我们没有自由,那么我们就追求自由好了。

   非要说历史上的秦始皇耽误了当代人的自由大业,阻碍了活人追求自由,说得通吗?真要说是什么人耽误了,为什么不能奋起直追,积极进取呢?这是我的一点浅见。

   说了这么多老鹤的"不是",老鹤的进步有些慢,但是对老鹤还是有很多的期待,他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中的代表。如果老鹤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活动家,那我们不应过多要求;如果老鹤自我定位为一名学者,那我们希望他能带着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思考,进入到一个真正的静水深流的境界。

  

   二、提问环节

   (一)语音提问

   Q1、请谢老师谈谈法律人应怎样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呢?

   A1、回答:我觉得应该读一些闲书。像贺先生说的里面就能看到,其实闲书不闲,读一些随笔、人文、历史方面的一些闲书,这样就特别好。因为现在的教育中,读书往往会读一些和专业比较贴近的,这培养的是专业素养,培养的面太窄,这样离通才教育就很远。在美国,担任美联储主席17年的格林斯潘,历经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四位总统,主导美国经济大政。殊不知,这位经济奇才,1944年,十八岁时,考入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参加一支亨利·杰罗姆乐队,拿手的乐器是单簧管。

  

   Q2、请谢教授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您自己也比较喜欢的书籍吗?

   A2、回答:先从法律人开始吧。如冯象先生的《政法笔记》、《木腿正义》这两本非常好,许章润先生的《六事集》、《坐待天明》,梁治平先生的书《法辩》、《书斋与社会之间》、《法意与人情》;还有林来梵先生的《文人法学》也很好。还有一个也是老鹤的朋友,高鸿钧先生的《法缘记忆-醉心梦语》;齐海滨先生的《北大三题》。另外,法史方面,中国政法大学陈夏红先生的《政法往事》、《出没风波里-江平先生传记》《沉浮与枯荣》(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

  

   (2014年3月2日,在日知社学友整理的基础之上,有所拓展,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