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士兵

2014-07-01 22:42:41阅读:4761次

战争与士兵

一个志愿军老兵的战俘人生

张泽石

来自《炎黄春秋》  凤凰历史访谈  腾讯访谈

张泽石老人曾于1950年参军,1951年随军入朝作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被俘后,他曾参与领导战俘集中营里的反迫害反背叛的爱国斗争,曾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翻译、总代表。1953年秋停战后被遣返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藉的错误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藉。采访中,我们好像不是在交谈,而是在反思一段历史、一段遭遇,也似乎在读一部掺着血与泪的真实传奇。

  我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炎黄春秋  张泽石

2013-02-18 10:42


 [导读] 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终于提出了停战谈判建议,这次轮到了毛泽东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彭德怀的休战请求,听从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怂恿,拒绝美方建议。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朝鲜战争。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投入了那场战争。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鲜战争的一些场景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首先是战争的死亡惨相。我在山间小道夜行军中,见过月光下溪沟里朝鲜老人的尸体,腹部已经破裂,肠子漂浮在水上;我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村子里看见过被几只野猫围着脑袋啃肉的女尸,她的眼睛鼻子都只剩下了空洞,太可怕了!更多的死亡是发生在我的身边。有三位战友的牺牲令我永远无法忘却。一位是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活活烧死的。那个事件发生在我们入朝后第三天。那天夜晚下着小雨,我们在一条公路上急行军,先是美军侦察机沿公路投放照明弹,然后是他们的F84战斗机俯冲扫射。我急忙隐藏进公路边的树丛里,附近有一个机炮连的战友紧紧拽着一头驮炮筒的骡子完全暴露在照明弹惨白的光照中。我看见从飞来的美军战斗机机腹下射出一个橘红色的火球,随即变成一条蜿蜒而下熊熊燃烧着的火蛇扑向驮炮的骡子。那位战友拉住骡子想往前方躲避,但已经全身着火的骡子狂叫着挣脱缰绳冲下公路倒毙在河滩上。我们那位被骡子绊倒在地的战友,陷入了凝固汽油的大火里。大家不顾一切围上去却被满地炙热的火焰所阻挡,我们只能蹲在地上呼叫哭喊,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人变成一具焦黑的猴子般佝偻着的骨架!

另一位战友是在北汉江淹死的。1951年的5月24日凌晨,我们180师奉命抢渡北汉江,力争在敌人的包围圈合拢之前冲出重围。我们赶到江边,只见江水波涛汹涌,部队分三路攀着三条铁丝在齐胸深的湍急水流里渡河,到处是炮弹炸起的水柱,炮声和人喊马嘶声乱成一团。过河时我的前面是一副抬着伤员的担架,右侧是一个战士拉着一匹骡子,骡子尾巴上还拽着一位小个子女战士。就在只有十来米远即可抵达对岸时,一发炮弹在我附近爆炸了。浑浊血污的江水向我兜头喷淋而下,等我使劲摇头吐出脏水睁开眼睛,发现走在我前面的担架没了,我身边的骡子倒在河里挣扎着,牵它的战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女战士还在我身后随波浪浮动着。我急忙转身去抓她,可我抓住的只是她那顶浮在水面上的棉军帽。她人已经被无情的江水冲走了,永远地冲走了!

第三位战友是被自己人踩死的。就在抢渡北汉江后第二天,我们不顾一切蜂拥着冲向北面一个名叫鹰峰的山地,那是我们生之希望的所在地。我们强忍着极度的疲劳和饥饿,沿着一条山脊梁急走,美军的远程榴弹炮不时轰过来造成伤亡,但只要炮弹的尖声嘶鸣没有正对着我们,就决不停止前进。我们正在昏昏沉沉地跟着队伍奔走着,突然听到炮弹的嘶鸣正对着我们来了,我反应极快地俯卧下去又顺势翻滚进旁边的弹坑里,我发现弹坑里已经有人,而自己正压在他的身上,我听到了他的微弱呻吟,立即挺身站立起来。这时一些战友都在往弹坑里跳。我大喊:“别下来,底下有伤员!”可我的喊声完全被强烈的爆炸声所掩盖,没能止住大家继续挤进弹坑里来。等炮轰停止,大家发现脚底下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痛哭着往弹坑里扔了不少树枝,把那位气绝身亡的不知名战友掩盖起来,又抹着眼泪去追赶队伍!

在那场战争中,我也见到过敌军的尸体。在我们千里行军快抵达“三八线”时,我们进入宿营地后,发现不远处有一座美军帐篷,便相约去看看有无美军留下的罐头食品之类的军用物资。去后看到帐篷里空无一物,但见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一堆用毛毯盖着的东西。一个小宣传队员高兴地跑过去揭开毛毯,却立即扔下毯子一面往回跑,一面大喊:“死人!死人!”我带着大家走过去,揭开毛毯,底下排列着8具美军尸体,白人、黑人,甚至还有一个黄种人。那些僵尸在阴暗的树影之下显得十分恐怖。

现在回顾起来,人的生命在战争中真是连只蚂蚁都不如。我因之认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尽力去避免战争,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

但是60年前,我并不是这样认识。那时我拥护“正义的战争”,我还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那时我和我的战友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在为保卫新生的祖国而战,我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中献身是应该甚至是光荣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整个朝鲜战争夺去了数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

然而朝鲜战争给参战者造成的灾难中,还有比死亡更加悲惨的。一类是那场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肉体上的重伤残者。他们不仅不能享有正常人的幸福生活,还要终生忍受伤残之痛,确实是生不如死。还有一类是精神上的重伤残者,他们参加战争的可怕后果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与做人的尊严,不仅在生活上遭受种种虐待尤其在心灵上遭受长期折磨,也是生不如死!我和我的2.2万多名志愿军被俘难友就属于后者。

我是1951年5月27日被美军俘虏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想回顾的不是我个人被俘的经历。我要回顾的是:朝鲜战争中为何有两万多名志愿军指战员被俘,而我们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战友被俘后又为什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内斗与分裂,以至于7000人回了大陆、1.4万人去了台湾,最后大家又怎么都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命运。

中美两国对抗的朝鲜战争是一场实力非常悬殊的战争。当时,中国是一个久经战乱、满目疮痍、亟待重建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我们在入朝之前曾被告知美国是只纸老虎,战无不胜的解放军一定能战胜美国少爷兵!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确实打过大胜仗,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后,彭德怀指挥五倍于美军的部队,通过山间小道,插入敌后,分割包围,突然袭击,一下子把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只好丢盔卸甲一泻千里,连汉城都再次丢失!但在第四次战役期间,麦克阿瑟被撤职,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统帅。美国增强了兵力,特别加强了空军,完全掌握了从鸭绿江到最前线的制空权。而我们中国部队因为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放弃了汉城,节节向“三八线”败退。此时,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终于提出了停战谈判建议,这次轮到了毛泽东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彭德怀的休战请求,听从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怂恿,拒绝美方建议。坚持要再打一个大胜仗,才坐下来和谈。于是,包括我们60军在内的第三兵团共十余万人被从国内紧急调往“三八线”投入第五次战役。我们60军尽管是昼伏夜出,15天赶了1500里,仍然在美军空袭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全军运输弹药粮食的上百辆汽车,数百匹骡马所剩无几,非战斗减员达到五分之一!

1951年4月下旬,我们三兵团作为生力军在中线发动了进攻,我们带上够一个星期用的粮食、弹药,仍然采用“插入切断、分割包围”的战术,迅速深入敌后,吃掉一股敌人,再迅速撤回原来阵地。我180师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其中包括我们538团歼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连。

5月16日,我军在中线再次发动攻击,180师作为先头部队直插敌后,带头踩进了李奇微预设的陷阱。原来李奇微使用了“磁性战术”,让联合国军且战且退,并扔出几个“钓饵”诱我深入。等待我们的粮食弹药消耗大半之后,立即在东西两面同时发起强大攻势,并以美军的机械化主力部队迅速从中线两侧推进,实施对我军中线部队的合围。其行动之坚决,火力之猛烈,迫使志愿军全线溃退。我180师奉命留在北汉江南岸负责断后,还要掩护全兵团上千名伤员的转移。到了5月24日,即发起进攻后第八天、我们已经粮尽弹缺之后,才抢渡北汉江后撤,25日美军完成了对180师的合围。我们在25日、26日两天进行的突围战斗极为惨烈,师长只得下令各自为战、分散突围。从5月27日开始,除少数侥幸逃出包围圈外,大多数陆续落入敌手,当了俘虏。此役,180师1.2万人,伤亡4000余人,被俘4000余人,仅有3000多人存留(其中还包括原本留守后方的医院、兵站及伤员千余人)。但是,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受损失的远不止180师。李奇微除了重兵合围180师之外,也对东西两线仓皇后撤的各个中国部队实施“插入切断,分割包围”,其结果是将志愿军战俘的总数,从第五次战役之前的4000人猛增至战役之后的2万人。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军队表示同意举行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参战双方在开城来凤庄开始了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在这两年中,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志愿军战俘又增加了2000人,使得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总数达到2.2万人。

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军战俘多达12万人,远远超过了志愿军战俘,但朝鲜人民军战俘的命运却比志愿军战俘好得多。首先是在朝鲜战俘营里没有中国战俘营那种大规模内斗与分裂;更重要的是他们归国后受到的待遇比我们强得多。

中国战俘营里的大规模内斗,表面上看是要去台湾的战俘跟要回大陆的战俘的对立。而实质上是反共战俘和亲共战俘的对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可是志愿军都是共产党的部队,怎么会出现国共之争?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部队只有几十万人,国民党军队人数号称800万,而当解放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几十万人撤往台湾,解放军却增加为数百万人。消失的国民党军队哪里去了?多数被解放军吸收了!我们180师入朝时,从班排干部到战士,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然而,在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从战场主动投敌进来的,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还是由于伤、残、病、饿丧失战斗力被俘的。如果从政治上对中国战俘进行深入考察,在众多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战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被俘之前思想感情上就不认同共产主义,有些人因为在“打土豪分田地”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家里曾经有人受难,而在心里隐藏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这些人到了战俘营脱离中共的统治后,自然用不着再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们自然也是中国战俘营里拒绝遣返回大陆的最坚决的战俘。但是,由于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表现得比国民党清廉,解放军在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也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因而尽管战俘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只占少数,但从思想感情的总体倾向上说,在战俘营初期亲共战俘要比反共战俘多得多。

问题出现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政府发现有中国战俘坚决不愿回大陆,乃提出了“根据战俘自愿进行遣返”的原则,并且情不自禁地支持反共战俘去控制战俘营。先是把一些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调往日本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他们担任各个战俘营的俘虏官;允许他们在战俘营里发展“国民党支部”及“反共抗俄同盟会”;特别是让他们成立“战俘警备队”,并允许警备队私设“刑讯室”,实际上给予了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去统治战俘营的权力!这就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这些坚决反共的战俘通过他们掌握的行政权力及“战俘警备队”的准军事管制,开始在战俘营里强迫所有的战俘听取宣讲反共课、在讨论会上辱骂共产党;强迫党团员去宣布自己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强迫战俘们在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盖血手印;最毒辣的是强迫战俘在身上刺青,刺上永远抹不掉的反共标语乃至国民党党徽,看你还敢不敢回大陆去!面对亲共战俘们从各自为战的反抗到团结起来有组织地抗争,他们采用了当年国民党监狱对共产党囚犯使用过的各种残忍刑法予以镇压。

究竟何去何从?这是大家在战败被俘之后面临的又一次关键的命运抉择!这次是关系到能否保留住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回家跟亲人团聚这些基本人权的抉择!但是要回家就得选择共产党,要去台湾就必然选择国民党!历史的安排就是如此。于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之争,变成了国共之争,既然事关每个战俘的终生抉择,全体中国战俘就都卷入了那场激烈的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

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在中国战俘营内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结果是1.4万人去了台湾,只有7000人回归大陆。

60年后回顾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朝鲜战争的受害者竟然还得去吞下国共两党几十年积累的历史恩怨的苦果,我真是感到极其无奈和沉痛!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人的尊严是维护人性的最后底线!人的尊严一旦被剥夺,人性就会被扭曲、甚至被异化为兽性!我们那些在最后一刻放弃回家跟亲人团聚的难友,大都是在受尽屈辱失去尊严之后,已经万念俱灰,只想“苟且偷生于乱世”了;而那个竟然下手去对自己同胞剖腹挖心的败类,他已经完全异化成为一头野兽了!看来,维护人的尊严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极其重要的标志。

朝鲜战争结束后,那场战争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共产党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给我定的两条主要罪名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我在突围时紧握手榴弹带着七个小宣传队员往沟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击,一个队员中弹身亡,我们跳进山边水沟里隐蔽。天亮时,美军坦克进沟,后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这些小宣传队员都是我从成都带出来的,看着他们那充满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带着他们往山上跑,而我们最终都没能逃脱被俘的厄运!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我的另一桩“为敌服务”罪行,指的是我当翻译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战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树丛里跑,押送我们的美军对他大叫:“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呐!)然后朝天开枪了。我急忙对那位大个子士兵喊:“Don’t shoot, 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别开枪,他正在拉痢疾!)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发现会讲英语的。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求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答应了,最后担任了坚持回国战俘营的“对敌总翻译”。这就犯了“为敌服务”之罪。就这样,我们归国的7000难友,不仅绝大多数党团员被开除党团籍,大多数人的军籍被开除,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这就使得我们和我们的亲属在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与迫害。“文革”结束后,我们争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给予我们的政治平反,但经济上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难友已经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民党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其中还有人被判死刑,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我在台湾南投县探视了一位白手起家创办花园式度假村的难友,完全没料到他已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然而,朝鲜战争给他们留下的伤痛也是深重的。他们不止是跟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老兵一样长期承受着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痛,还要忍受人们对他们的战俘身份的蔑视;因具有战俘身份,他们成家更加艰难,我的大多数难友至今依旧孑然一身,不得不在荣民之家里度过他们凄凉的晚年!同样因为他们的战俘身份,他们不少人回大陆探亲也是有家难归。一位家住辽宁锦州的难友,第一次回乡探亲,他的从未见过面的遗腹子和孙子举着“热烈欢迎某某人”的牌子,在火车站接他。他高兴地给家里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电热水器。临别那天,他的孙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给买辆摩托车。他抱歉地说身上的钱确实不够买车了,明年回来一定给买。在火车站,车启动后,孙子追着他喊:“你当了俘虏、去了台湾,我们为你受了多少罪?你连一辆摩托车都舍不得送我,你算他妈的哪门子爷爷,你别回来了!”这位难友在向我回忆这个经历时泪流满面。

我比我的大多数难友幸运些,我在难友、亲友们的支持下活着熬过了被俘及归国后最艰辛的前30年。在我头上的“变节者”和“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我的政治名誉与人身自由得到恢复以后,我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切下,又用了30年时间去追寻、记录我们这个特殊的志愿军战俘群体的苦难历史。最后完成了两部“报告文学”作品:《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前者着重叙述我自己与我的归国难友的经历,后者着重叙述我的去台湾难友们的命运。

过了60年我们再来看那场战俘营斗争,有了不少醒悟。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难友聚会,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干杯!大家都感觉到:当年在战俘营里,我们这些同胞兄弟竟然会因为跟我们生命毫不相干的什么主义斗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擦干泪水大家又说:“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其实,现在来看60多年前那场内战又何尝不是一场根本不该发生的骨肉相残的争斗?

同样,朝鲜战争也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尤其是我不应该上战场去与美国人为敌。我求学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国来华兴办的学校;我读的清华大学也是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的。我应该感恩于我的母校,感恩于美国。何况近百年来,在所有西方国家里,美国对我们中国最好。抗日战争也是美国对我们援助最多。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而究其根源,并非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主要是由于多年来双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对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陆也像台湾那样走上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中美关系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美两国将不只能够和睦共处,还会携手去维护世界和平。

我的一生除了参加过朝鲜战争,还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这些极为惨烈的战争,亲身见证了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可怕灾难。如今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还有不少地方燃烧着熊熊战火,每一天都有无辜的人们在爆炸中死去。但我完全相信人类有智慧、有能力去制服战争这头恶魔,去创造世界的永久和平!

我们高兴地看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建立起联合国之后,地球上原来分裂存在的一百多个国家开始形成一个人类大家庭。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国家的界限正在日益淡化,欧盟的创建与扩大是人类在欧洲实现民族融合的重大进展;而人类所经历的无数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已经促使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等等理念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与追求,它也是联合国带领人类大家庭共同奋斗的目标。

我的不少战友、亲友对我的这些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我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批判认识得不够深入,因而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过于乐观,对世界大同以及永久和平抱有幻想。其实,我们对于中华民族与人类未来的走向都怀着同样强烈的期待,不同的仅在于着眼点。我的信心来自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某个政党,来自我们民族的三千年历史而不只是近百年历史,甚至是来自地球村和整个人类的大历史发展。


一个志愿军老兵的战俘人生

张泽石


走出清华园的革命仔

张泽石,四川广安人,1929年出生。在他不满10岁那年开始与祖国一起遭受巨大的创痛——8年抗战,也早早激起了他爱国救国的斗志。在他高中毕业时,物理老师就对他们说:“你们想科学救国吗?想当中国的爱因斯坦吗?那就去考清华吧!”

1946年,年仅17岁的他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一方面,清华园中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吸引着对知识如饥似渴的他;另一方面,师长、学长的爱国激情时刻激励着他,他跟着学长们游行示威“反美抗暴”,一起高喊“反饥饿、反内战”,一系列的现实使拳拳报国的学子们明白了只有先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才可能实现科学救国理想。

在清华大学,张泽石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利用文艺社团,采取歌舞形式同战友式的同窗们开展宣传斗争。

1947年8月,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张泽石在清华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国民党节节败退,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的白色恐怖加剧的情况下,他又陆陆续续的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并多次成功,这使他更加有信心,有决心,也更加热血沸腾。

1948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年轻的张泽石非常希望投入真正的战斗。他就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回老家四川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迎接家乡解放的要求,立即获同意。在他接受解放区敌后工作培训完后,6月份,离开了清华园,踏上了艰险的征程。

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

在1951年3月,张泽石作为一名志愿军随部队入朝,被编在60军180师,参加了抗美援朝。“当时我才21岁,出生牛犊不怕虎嘛,甚至还带有点浪漫的想法。虽然我参军后经历过解放成都战役和川西剿匪战斗,但那时已是扫尾作战,而且我作为一个文艺兵,从不曾直接投入战斗,还远不懂得战争的残酷性。”张泽石说。入朝前,上级把张泽石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传干事,负责编印《战斗快报》,他就背上油印机随部队开拔了。

张泽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1日那天从安东(丹东市)跨过鸭绿江大桥时的情景:“我们的队伍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上铁桥,大家不时回头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我们心里都特别激动,就想着祖国亲人们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吧,我们决不允许敌人跨过鸭绿江来侵犯祖国”。

部队接到上级的命令,必须抢时间在15天内赶到三八线,平均每天要走100里地,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当时我军还未掌握制空权,只能夜里行军。摸黑上下山,偶尔过一段开阔地,敌人的照明弹就挂在天上,他们那‘油挑子’飞机轮番狂轰滥炸。战士们不时疏散卧倒,时而跑步急行。就在这次行军中,有一回部队停下休息,但由于下雨,挖的掩体灌满了水,张泽石就把自己绑在树干上站着睡觉。但刚迷糊过去,突然近处的敌机扔下的炸弹轰响了,把头顶上胳膊粗的树枝都给削断了。张泽石从未经过真正战争中的可怕和艰苦,入朝作战不再是一件单纯的光荣的事,更无心欣赏异国风光,行军中不断看到的是被美军炮火夷为平地的村镇与城市,听到的是失去了亲人的朝鲜妇女儿童的悲啼。

4月4日,部队按期到达了三八线南边的前沿阵地。部队运弹药、粮食的汽车几乎全被炸毁,但所幸人员伤亡不大。张泽石所在的团驻扎在金华、铁原三角突出地带的一个山沟里。为了对付敌机的轰炸,战士就将高射机枪架在两边山头。

随后张泽石所在的团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为了采访英雄事迹,他随主力营参加了那次消灭美军一个坦克连的战斗,使他对敌人高度机械化装备的技术力量有了深深的印象。战士们顽强战斗,初战告捷。战斗结束后,张泽石在《战斗快报》上写了一首快板来歌颂战士们的英勇顽强。

没想到自己成了俘虏

1951年5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志愿军的武器很差,又没制空权,要到三八线去打,后方战线很长。张泽石所在的部队再次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与轻武器,又一次涉过北汉江,沿着铁路向南穿插,但正面敌人不战而撤,从两侧升起的探照灯交叉排列在他们头顶,指示着敌军炮群向他们射击。前方传来友邻部队围住了南朝鲜一个团正在围歼的好消息,美军并未来解围。

第六天,部队奉命迅速后撤,并承担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张泽石所在的师则为全军断后。但翌日,四周响起了激烈枪声,他们被包围了。“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已被敌人包围了,但这时内心并无丝毫惊慌。我深信我军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能突围出去。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密集的排炮把我军占据的山头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炸光,战壕已无法修复。眼看美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爬上来了,战士们忍着伤痛、饥饿、疲劳从岩石后面用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敌人不再硬攻而采用飞机、大炮向我军据守的高地倾泻钢铁和凝固汽油。”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战士们伤亡很重,弹药所剩无几,粮食早吃光了,而且还失去了制高点,被敌人的炮火压缩在芝岩里南面的几条山沟里,战士们全身湿透,浑身泥浆,在饥饿中瑟瑟发抖。这时,张泽石才真正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突围方向!

盼望的援军并未到达,而敌人的飞机不时在空中喊话要战士们投降,而部队的传统教育和作战纪律都有“决不当俘虏”这样一条。形势严重,战士们决定在黑夜突围出去。张泽石看到不少战士突围时在敌人的枪眼前倒下。天边出现曙光,敌人坦克轰隆隆压进沟来,战士们就分散往后山跑。“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巨石挡住了,就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爬,脚下太滑,被子弹溅起的石碴又擦破了我的额头。当时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就头朝下摔了下去,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张泽石醒来时,看见几个敌军持枪围住了他,自己身上已没任何武器,在粗暴的“起来”声中,被押进了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1951年5月27日,张泽石终生都牢牢记着这个日子,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战俘生活。

不能就这么死了

其实张泽石在刚意识到自己被俘时,心里就像被刺了一刀,立刻想到:“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怎么没摔死!”当敌人冰冷的刺刀对着他时,思想上的极大痛苦压倒了肉体上的伤痛,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也想起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古训,想起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羞耻不已的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他斜眼盯住了身边的大个子美军士兵,盘算着抢枪,拼了!正想着,一块石头绊得他一趔趄,好久才缓过气来,明白了现在行动只是白白送死。突然,前面一个美军士兵喊了起来:“Stop!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否则你将被射杀)!”紧接着响了枪声。原来是一位战友捂着肚子正向山脚跑去,美军士兵向空中开枪了,张泽石急得用英语大喊:“别开枪,他是拉肚子要去解手!”美军士兵才停止放枪。

那个美军士兵惊奇地瞪着张泽石,立即把张泽石押往后面押队的吉普车旁,向坐在上面的军官报告说:“这个战俘会讲英语!”那位美军少尉好奇地上下打量了张泽石一下便叫他上车,问:“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怎么跑到朝鲜打仗来了?”

张泽石心一横:既然已经发现我会英语了,就实话告诉你,看你们怎么处置找吧!于是,张泽石大声说:“我姓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

这位少尉嚷了起来:“啊!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可惜你上了共产党的当,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他见张泽石把脸扭向一边不说话,便又温和地说:“张,你不用害怕。就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张泽石心里一下亮了起来:“我会英语,我可以继续战斗。对,这也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来朝的目的是什么,我不能就这么死了。”严重的饥饿和极度的疲劳使张泽石全身发软,头发晕,但脑子却在紧张地活动着,他那惊恐、迷惘的心情也开始逐渐安定下来:“继续斗争,只不过现在是在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

当“战俘翻译官”

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有一些军用帐篷和用铁丝围着的营地——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有篮球场那么大。张泽石待的小拘留营里约有200人。由于他会英语被美军少尉知道,就要他当与战俘沟通的翻译。

早有打算的张泽石,在第一次美军少尉叫他按要求整理好队伍、让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到门口领饭,并要他负责给每人发一个饭团的时候,一边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小声地告诉战友:“不要暴露军事机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愣愣的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惊恐地看着他,又看看站在两旁持枪的美军士兵。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 are you speaking(你在说什么)?”张泽石急中生智地用英语回答:“我在劝他们,不要吃得太多,否则会引起胃疼。”另一个黑人士兵便冲他伸出大拇指说:“OK(好)!”他心里也一乐,外语也是一种武器哩。

张泽石上大学之前就在教会学校学习,老师是美国人、加拿大人,于是很早就有了一口熟练的英语。借着一口熟练的英语,且又是一名国际上知名大学的大学生,美军战俘区的军官对他不同于一般战俘,让他当一名“战俘翻译官”。与美军的接触,让张泽石知道了国际上还有一部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从美军的《星条报》上了解了中美局势及战俘问题。张泽石决定以当翻译来接近敌人,了解敌人对战俘的意图,并可以掩护难友们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后来陆陆续续知道按照国际条约应该怎样对待战俘,应当允许战俘有保持自己信仰的自由,有与亲人通讯的自由,免受饥饿等等,这在国际公约里是很明确的,但是他们没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日内瓦公约》,这些还是美国人告诉他的,因为他会英语。

那年5月28日,志愿军近千名战俘被押往南朝鲜水原市城郊战俘转运站。在这里美军中尉依旧让他做一名翻译。不同于一般战俘,他带上了工作人员的袖标,每天忙着安排食宿,照顾伤病员。

在到水原后第10天的下午,张泽石从新押送来的战俘中发现了他所在团的副参谋长杜岗。尽管副参谋长当时头发、胡子都挺长,头上还缠着绷带,一身棉军衣又脏又破,但是他那高大的身材和轮廓鲜明的脸仍然使张泽石立即认出了他,急切寻找领导的张泽石真想一下扑上去抱住他。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后张泽石一把抓住杜岗的手,刚轻轻地喊了声“24号”就说不出话来了。张泽石详细地汇报了战斗和被俘后的情况、难友们的表现和敌人目前对他们的态度以及他自己争取当翻译的意图等,请示他是否可行。杜岗表示完全同意张泽石的做法,表扬了他的主动精神,并指示他进一步了解敌人对战俘的意图,努力去发现可靠的同志,团结更多的难友,鼓舞大家的斗志但一定要小心防止被叛徒出卖。张泽石觉得有了主心骨,更坚定的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从釜山集中营到“战俘基地”巨济岛

后来,张泽石跟随战俘一起到了釜山集中营。

釜山是南朝鲜最南端的海港城市,是美军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口岸。美军在离海湾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山凹里沿公路设置了庞大的集中营群体。这是戒备森严的正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都由3层铁丝网圈围起来,4个角都有高达20米的岗楼;沿铁丝网修有公路以备坦克装甲车巡逻和游动岗哨日夜武装监视。离集中营不远的山头上架设有探照灯。附近还有直升飞机场,停有随时可起飞投入搜索、战斗的直升飞机。集中营附近除了海军陆战队和李承晚警卫部队的军营之外,还有宪兵司令部、远东情报局、第八军情报部等机关。张泽石等被押送到“第10号战俘收容所”,他的编号是730030。当时,每人发了一床旧军毯、一身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P.W”(战俘)的字样,拿走了每人的志愿军军装。

不久,张泽石参与到填写登记志愿军战俘卡片的工作。原来,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张泽石心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毕竟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渐渐地,张泽石清楚:美军并不了解战俘内部状况,语言又不通,只得任用战俘来管理战俘,谁当上了大队长谁就掌握了这个集中营的内部控制权。

不久,张泽石“取信”于美军上尉,他戴上了大队长的袖标,当上了第10收容所内最大的“俘虏官”。当天,张泽石物色好了大队文书、管理员、卫生员、翻译员等,组成了大队部。他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深入了解周围难友们的政治态度、精神面貌,发展爱国主义小组成员。

1951年9月中旬,张泽石所在的第10号战俘收容所里陆续接收从前方送来的战俘已近500名。一天,美军上尉告诉张泽石,打算把这些战俘作为一批送到巨济岛去。在巨济岛上第72号和86号两个中国战俘营已集中了将近两万名志愿军战俘了。“岛上朝鲜人民军战俘闹事,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为此很生气,还是你们中国战俘好,不爱闹事。现在板门店和平谈判已经由于战俘是否自由选择回国志愿的问题搁浅了!你们中国战俘有不少人表示愿意去台湾呢!你自己怎么打算?”最后,这位美军上尉提出了问题。

“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我回去,我怎么能去台湾呢!”张泽石认真地回答。这位美军上尉笑了笑,拍拍张泽石的肩头走了。

这时,张泽石决定随新战俘去巨济岛,和那里的战友一起领导还未被叛徒完全控制的86集中营的地下组织,展开夺权斗争,投入到更大的斗争。于是,这年9月13日,他和近500名难友被押送往“战俘基地”巨济岛——这是一座从古代高丽王朝起就用来流放囚犯的“死亡之岛”,却用来囚禁两万名中华儿女,一场严酷斗争将在这座孤岛上掀起。

在86集中营中,张泽石同战友一面和美军周旋,一面同战俘营中的叛徒斗争。利用自己较自由的翻译身份,他与集中营其他大队的坚持回国的难友接上关系,组织活动,搜集有关国际大形势情况。先后翻译了10万多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声明他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的要求。张泽石所在营的238名志愿军战俘集体签名要求回国,才又被集体送到了602战俘营——回国支队。

杜德将军成了战俘的“战俘”

1952年5月初,张泽石等自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得到重要消息:为揭露敌人强迫扣留战俘的血腥罪行,挫败敌人破坏和谈的阴谋,“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方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张泽石所在的“602”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斗争,要求面见杜德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并在见到杜德后立即停止绝食,给杜德造成惟有他亲自出面,我们才能相信美方管理当局的诚意而停止斗争的印象,以便朝鲜人民军同志在他前去谈判时设法活捉他。

5月3日,张泽石等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致杜德将军函。次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602”开始全体绝食。张泽石等多次请博托上尉与杜德将军联系,表示不面见杜德将军决不停止绝食的决心。

5月7日黄昏,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神色匆匆地开车来中国战俘营接张泽石,只说奉命将张泽石送去出席各战俘营的代表大会。张泽石又惊又喜,看来事态正在按照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的安排发展。

到了76集中营,张泽石只见大门内张灯结彩。上百名穿着自己改制的人民军军装的朝鲜战友们组成两道人墙,正列队欢迎代表们的到来。他们人人手执纸做的朝中国旗和彩纸带,高呼:“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原来,他们已经活捉杜德。

张泽石见已束手就擒的杜德成了战俘的“战俘”,不由得暗自发笑。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各朝鲜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列举大量的事实来揭发美军对战俘犯下罪行。第三天,控诉大会继续进行,张泽石代表中国战俘发了言,从敌人怎样阴险的在中国战俘营内利用叛徒特务来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谈起,如何迫害、陷害党员、干部;愤怒地控诉美军当局在最后要进行“志愿甄别”时唆使叛徒来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以致使许多人在真正进行甄别时,不敢表达自己的回国志愿。他的控诉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激动和悲愤不可遏抑。发言,一次次被难友的掌声打断。

到了5月10日,杜德终于在《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认罪书》上签了字。几天后,张泽石从《星条报》上看到了板门店的中方代表据此向美方代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谴责,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引起的惊恐和混乱以及世界舆论的哗然的相关报道。美方再三捏造中朝战俘不愿回国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一段折磨人的日子过去了

杜德获释后,联合国军巨济岛司令官波特纳立即撕毁了有关协议,除了女战俘代表外,所有代表全部被继续扣留在76集中营听候处理。

6月10日,即释放杜德1个月之后,美方果然对76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他们先是以数千兵力紧紧包围了战俘营,然后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机枪、冲锋枪扫射,整个战俘营火光冲天,枪声震耳。朝鲜人民军战俘共伤亡300余人,张泽石等4名中国代表被朝鲜战友们坚决堵在地下坑道中,不让参加战斗。

直到战斗结束,张泽石等被美军赶出了坑洞,只见整个76集中营已被夷为平地,到处是燃烧着的帐篷、衣物,被燃烧的坦克还在冒烟,空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汽油味,地下到处躺着伤员和烈士,一些美军的伤员正在被抬走。

当天傍晚,张泽石等18名出席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和一些随行秘书、翻译人员,都被塞在一辆美军装运牲畜的特大型卡车车厢里押往巨济岛的最高监狱。

进门后,看守打开了第一扇木门,让他把鞋脱在门外,趁他躬身往里走,一脚把他踹了进去。张泽石从地板上翻过身来,愤怒地喊:“我抗议你们这种虐待战俘的暴行!”而那个看守只皮笑肉不笑地告诉他在这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战犯和刑事犯。不久,张泽石就被叫到了一间办公室。一个中等个子小白脸的美军少尉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并说签了就把他放回去。但文件的标题竟是《悔过书》,大意是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对杜德将军非法的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人身折磨,强制杜德在《认罪书》上签了名,承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保证今后绝对服从战俘管理当局的命令。张泽石坚决不签,等他走回牢房时,那个家伙也跟了进来,一脚将他踢到了墙上,不由分说的左一拳右一拳将他打的东倒西歪,后又左右开弓的扇耳刮子。这是张泽石生平第一次挨揍。

一段折磨人的日子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在极其单调苦闷的环境中过去。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的时间只能困在那1.6平方米的牢笼里呆坐着。但被关起来的这些人并没被吓倒,在狱中绝食来纪念“七·一”,张泽石还利用他的外语与美军管理方交涉,写抗议书。在他们被囚禁了3个月之后,他们的不屈不挠叫美方没办法,一辆大卡车将他们押送到了巨济岛战犯战俘集中营。

1953年4月,终于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了先交换伤病战俘协议的惊人消息。张泽石这些被押在战犯营的战士,通过地下联络员将他们由战俘变成战犯的经过及揭露美方企图长期扣押他们作为人质的阴谋的备忘录交给和谈代表,要求回国。接下来,就在痛苦等待中一天天熬过。最后终于迎来了曙光。

阳光明媚的一天,历尽千辛万苦的他们离开了那座充满噩梦的岛屿。至此,彻底的结束了战俘生涯。历史中的一页已翻了过去,但对张泽石来说已在身心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这段从1951年5月27日被俘到1953年9月6日交换回来漫长的岁月将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