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国:《论语》法律思想之西式解读

2014-08-22 22:54:40阅读:3274次



《论语》法律思想之西式解读


作者:徐爱国

2014年08月04日 11:14

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3期  




  【中文摘要】以现代逻辑重组孔子的法律哲学体系至为重要。用现代法学思维考察孔子对法律的理解,刑罪与狱讼为分析法学下的实在法与乐为社会法学下的法律规则,仁与义为自然法学下的高级法。刑罚—礼乐—仁义构成了孔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结构,类似于西方实在法—社会规范—价值追求的一般思想模式。通过考察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昂格尔和韦伯眼中的礼与法,以此来探究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就公正而言,拿西方正义的模式作为参照,《论语》里的公正近似于早期基督教式的利他主义道德,接近于康德式的道德哲学,不同于边沁式的功利主义。

  【中文关键字】论语;礼法;实在法学;社会法学;自然法学

  【全文】

  按照法律史学家的通说,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正统为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之源在孔子。{1}孔子思想流传于后世的,一是他的鲁国史作《春秋》,二是他的言论集《论语》。韦伯说,《春秋》是以孔子的哲学阐释历史,{2}董仲舒则曾以《春秋》指导过张汤判案。编年史是静止的和暂时的,而哲学则是永生的,它永远制约着活着的人们。《论语》以其简洁、通俗和哲理更深入和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可以说融化进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重读《论语》总会有新的意义。这里,以现代法的精神解读《论语》,期望能够找到古代文献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论语》法律思想体系的文本解读

  今人谈起孔子的法律思想,不外乎他的礼治、德治、仁治和息讼。{3}《论语》的体裁是口语式的,思想的火花多于理论的体系。对于孟德斯鸠和韦伯这样的西式学者来说,语言的直白而非严密的思辨,使得中国古代的思想有别于古代西方的哲学和逻辑学,{4}比如孔子同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于是,以现代逻辑重组孔子的法律哲学体系至为重要。

  通观《论语》,如下这段话可以勾勒出孔子的法律思想体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5}此段可以区分为自下而上的三个层次:

  其一,刑罚。在重礼、德、仁和义的孔子那里,刑、狱和讼都是生活的下限。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一诸侯国内,“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刑罚过密过甚,老百姓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所措手足”。重亲情伦理,肯定会赞赏调解、贬低甚至消除刑罚及民事的诉讼。对今之所谓私人的或民事的“细故”之讼,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汉代以降的亲属相隐,也来自孔子的那个对话:“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一断于法”与“伦理判案”之间,孔子肯定反对前者,支持后者。对司法判决,《论语》讨论不多,明显的有三处。第一,“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此句含义一直有争议,如果我们解读为“颜回聪明,听当事人片言只语就可以查明真相,准确断案”,那么可以说,孔子的想法类似于柏拉图,一个君主能够用聪明才智判案,那还要法律做什么呢?第二,柳下惠为士师,三次被革除,因为他“直道而事人”,但孔子对其公正无私大为赞赏。第三,孟氏使阳肤为士师,曾子对他的建议是:得实情生怜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其二,礼乐。礼乐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是儒家维持理想社会的核心。形象的描述是,“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的重要性在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知礼,则无以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是贫而乐,富而好礼”的状态。在君主与百姓之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礼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孝道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奢侈与朴实之间,“礼,与其奢也,宁俭”,在祭祀方面,“入太庙,每事问”。不同的身份等级,礼的规范是不一样的。就君子而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此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子的内在修养,应该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以行之”。由礼的规范外在表现为礼让的仪式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就君臣关系而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管仲既不节俭,也不讲君臣等级秩序,因此他不能称之为“知礼”。昭公同姓为婚,因此也不能称为知礼。

  礼乐是有等级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西周礼之“亲亲尊尊”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论语》的文本中并不张显,孔子只是提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6}

  其三,正名。如果说刑罚是政治权力制定的强制性规范,礼乐是社会生活的习俗,那么“名正言顺”则指向行为规范内在的精神。拿现代的话来说,那是法律的理想图画、法律的指导思想,是自然法或者高级法。{7}从上引对话中,孔子并未道出“名”的含义,联系孔子的整体思想,所谓“正名”,是指外在的刑罚和礼乐都要体现儒家的“仁义'

  仁为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为利他,“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为克己,“克已复礼为仁”。仁为爱人,“仁者爱人”。仁为行为品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刚、毅、木、讷近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恭宽信敏惠”。仁也分君子与小人,仁在君子,“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与政治密切相关,“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如有君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不仅为仁,甚至可为圣。“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因此,不仁的人则不会近天子。君王有仁,则伯夷、叔齐贤人可以“求仁而得仁”,君王不仁,也会出仁者,“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有趣的是,管仲不知礼,但是可以为仁,因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比较复杂的仁而言,义则古今解释一致,“义者宜也”,也就是“各得其宜”。《论语》所载,“其使民也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经孟子和荀子的发展,礼义连用,“义与法律有了不解之缘,在我国历史上已见其迹象了。”{8}

  以现代法学的理解,法律一词无非三种界定:其一,法律是政治主权者制定的实在法,分析法学所理解的法律即是。其二,法律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如果规范是官方的,规范法学和规则法学把它当作法律的实体;如果规范是社会的,社会法学当它为法律的实体。其三,法律是人类理想价值的外在表现,此种法律被自然法学称之为自然法或者高级法。如果用此思维模式考察孔子对法律的理解,刑罪与狱讼为分析法学下的实在法,礼与乐为社会法学下的法律规则,仁与义为自然法学下的高级法。

  如果说以西方现代法学的标尺裁剪中国古典思想存在着思维武断的话,那么《礼记 礼运》对孔子思想的总结似乎也如此标明了孔子的理论结构:礼是义的果实,礼义结合可以创造新的礼;义是才艺的分量,仁的细节;仁则是义的根本。逻辑顺序上,以礼治国,行礼则本于义,为义宜好学,好学合之于仁,合仁安于乐,最后达于顺。刑罚—礼乐—仁义构成了孔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结构,类似于西方实在法—社会规范—价值追求的一般思想模式。